郭冰廬

 

引言

漫長而復雜曲折的融合歷史進程，使歷史上不是一支兩支，而是非常多的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經過非常復雜，非常多樣，異�；钴S而異彩紛呈、生動活潑的涵化過程而形成今天的陜北人。但是，文化的融合與民族的涵化融合既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又有相當多的差異。這首先就是文化的融合與民族的同化并不完全是同步演進的。因為在民族涵化融合過程中，從空間方面說，文化通過橫向傳播時會出現自始至終的相互干擾的現象。正是這個復雜的相互干擾的現象，才真正完成了吸納和異化的歷史使命。而另一方面，從時間方面說，從縱向傳播上看，父輩傳子輩，子輩傳孫輩，“子子孫孫無窮匱也”，如此代相傳承的文化習慣一旦形成，則根深蒂固。所以在縱向傳承中，又有相對的穩定性，即使久經歲月，仍頑強地保留一些各民族固有的風尚習慣。這樣，就為我們提供了陜北黃土農業半農業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熔鑄而成的融合文化的歷史遺留物。這些寶貴的原始沉淀堆積，令人信服地得出兩種文化交匯而成的融合文化的存在。

1. “勤于稼穡，多畜牧”的半農半牧生產方式

   陜北長期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動的地方，長期定居的種植業與“逐水草而居”的放牧業并存。很長一段時間以畜牧業為主要生產生活方式。早在漢代就有了少數民族內遷事實，彼時西域龜茲就內遷到榆林。南北朝時，游牧民族更大量遷入。在與農耕民族的長期雜居中，掌握了一定的農業耕作方式。 “安定北地上郡，其人猶質直，尚儉約，習仁義，勤于稼穡，多畜牧，無復寇盜。” ¹(1[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817頁)到了隋朝，陜北仍然處于“勤于稼穡”而又“多畜牧”的半農半牧的生產方式中。甚至到宋元時期，亦改變無多。所以，西夏開國皇帝元昊也站在農耕生產方式的立場上慨嘆這種“衣皮毛，事畜牧”的生產、生活方式仍然是“蕃性所使”的緣故。這種生產生活方式，使陜北的畜牧業一直成為傳統產業之一。這里說的“半農半牧的生產方式”并不是說落后，而是說并存，在一些耕作方式和生產工具是可以與中原并駕齊驅的。以犁耕為例，中原地區的犁轅子為鐵質，是奴隸社會走向封建社會，鐵作為主要的農業生產工具使用的表征，而在陜北的漢畫像石中，多有牛耕的圖像，有些是一牛拉犁，有的是二牛抬杠式犁耕。一牛拽犁稱為“單犋”，貧寒之家多用之；二牛抬杠式犁耕，拉犁這為兩頭牛，或一頭牛，一條驢，稱為“雙犋”耕作效果更好。這些畫像石中所反映的是，早在漢代，把鐵犁鏵作為主要的生產資料，“二犋�！弊鳛橹饕�的生產方式，廣泛用于農耕生產已經是很先進的了。（融圖1：漢代鐵犁鏵-榆林學院陜北歷史文化博物館藏；融圖2：米脂畫像石“單犋”牛耕圖-李林等編：《陜北漢代畫像石》，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融圖3:米脂畫像石“雙犋”牛耕圖李林等編《陜北漢代畫像石》，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頁；融圖4：綏德畫像石雙犋點子牛耕圖-李林等編：《陜北漢代畫像石》，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89頁）

    

   

   融圖1：漢代鐵犁鏵-榆林學院陜北歷史文化博物館藏
   

   融圖2：米脂畫像石“單犋”牛耕圖

    

   

   融圖3:米脂畫像石“雙犋”牛耕圖

   

   融圖4：綏德畫像石雙犋點籽牛耕圖

   更稀奇的是，圖4的雙犋點子牛耕圖中 ，一童跟在犁溝后點籽，可以見出這時的陜北選籽細作已經相當成熟了。從生產條件上看，陜北有些地方的種植條件并不差，《尚書·禹貢》:“厥田惟上上”，說明陜北作為鄂爾多斯地臺和河套地區南緣的一部分，是個宜農宜牧宜林俱佳之地。黍類和豆類以其精耕細作而成為當地的主導產業。作為江南水鄉主導農作物的水稻也在本地有所種植。更稀奇的是，水稻的種植不是育苗插秧，而是直接向水田中撒籽，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這種稻作方式體現的正是在農業生產上粗放和原始的一面。

       當然，在農業生產上，至今仍有極其原始的生產方式，如脫粒打連枷，碾場是“驢踩場”，舂米用“搗碓”。幾千年前的勞作方法至今沿用。但在有些領域

   如犁、耬、耙、耱四大件則與中原并駕齊驅。（融圖1：舂米、搗糕的碓；融圖2：秋收脫粒打連枷；）

   

   融圖5：舂米、搗糕的碓

   

         融圖6：秋收脫粒打連枷

       但在家畜飼養上卻異常精細而且形成規模，有些還走向市場。養羊業，雖為家庭生產，但以“群”計而且以出售羔羊、皮、毛、肉為主要目的，并且形成了對羊的崇拜，視羊為“祥”，為“陽”，冬至熬羊腦謂之“熬冬”等等。驢的精心飼養和優化，使佳米驢和滾沙驢的優良品種一直保持到現在，并以此形成了一種“驢文化”，如著名菜肴驢板腸，堅持驢生殖器保胎習俗，驢生駒子“過滿月”等。橫山縣馬坊牛王會文化共同體，在正月十三有幾十個村莊秧歌迎送的“牛王會”，以牛王為供奉對象。這些習俗無不以家畜崇拜以至于發展到生殖崇拜，均是游牧文化

   在民間信仰上的反映。
       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以榆林城城為中心形成了地毯業、毛毯業、毛氈業、皮革業、皮裘業、挽具業等以畜產品為主的加工作坊陣容，并有一支龐大的氈匠、皮匠、鞋匠、銅匠、銀匠、刀匠、畫匠、木匠等手工作坊工人隊伍。整個鄂爾多斯和河套地區的游牧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全賴陜北的手工業產品供應。特別是1937年10月15日日軍占領了歸綏(呼和浩特)，1937年10月17日占領了包頭之后，家畜加工產品更是供不應求。這種態勢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地毯業，其陣容相當龐大。神木縣的地毯業與榆林城的地毯業并肩而立，多少年來所織之地毯除了供應本土所需，還是遠銷海外，是國家賺取外匯不可或缺的主要來源。
       亦農亦牧、半農半牧的生產方式，也帶動了陜北商業的發展。作為邊關軍事重鎮的榆林城，軍事防務是其首要目的。但城池的發育要有足夠的人口作為人力支撐；相當規模的財富作為物力支撐；比較完善的倉儲、貨幣、商業物流作為交換支撐。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一個主要標志是城市以街道集合行業，并以此形成行會組織。榆林城的許多街道名稱，諸如“倉巷”、“瓦窯溝巷”、“沙鍋巷”、“瓷店巷”、“芝圃巷”、“米糧市頂”、“豆腐巷”、“肉市巷”、“掛面市巷”、“大有當巷”、“馬店巷”、“鹽市巷”、“曹辣肉巷”、“羊圈坡”等，無不反映了當時手工業、商業的規模及地域分布。而延續了幾百年的榆林城南的“九月十三騾馬大會”是當年北方最大的馬、騾、駝交易市場。這個交易市場源源不斷地把蒙古種良馬輸往內地，把放牧的馬變成供征戰和役使之用的工具，從而換回北方少數民族需要的糧食、布匹、棉花、日用百貨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邊客”一詞既專指外銷的行商，同時也指去西口打工的“五匠”。

   從上面所提供的事例中，不難看出，“勤于稼穡，多畜牧”的半農半牧，亦農亦牧的生產方式是陜北的主要經濟形態。這種勞動生產形式就是黃土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融合而成的陜北邊塞文化特征之一

                     二、“衣皮革，被旃裘”的戎狄風習

   司馬遷在《史記》上描述游牧民族的衣食習慣時說：“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²（2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875頁）《漢書·匈奴傳》一仍其說。《列子·湯問》：“南國之人，祝發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³（3王強模譯注：《列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頁）這里的中國人指中原華夏民族；“北國之人”指北方少數民族。“鞨巾而裘”，是說包著頭帕，穿著皮衣。如今榆林人頭上的毛巾—白羊肚子手巾，即由北國之人的鞨巾演變而來。河南省汲山縣山彪鎮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銅鑒上，身穿胡服戰士頭上的包巾樣式，與榆林人包頭巾的樣子十分相近。盛行氈禮帽、皮靴和冬日御寒的“氈窩子”，都是蒙族鞋帽的陜北版。舊時，穿光板羊皮襖，包白羊肚手巾是陜北人衣飾的顯著特征，更是陜北人的形象標示。另外，他們還特別喜歡穿白顏色服飾，這種衣裘尚白的風習，當于戎狄民族有內在關聯。

   陜北人尚白的習俗，也和白狄尚白的宗教心理有關。狄為春秋時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稱，并以崇尚的顏色之不同而分為赤狄、白狄等。榆林自古為白狄之地，這種尚白的習慣深深地溶化在陜北人的潛意識中，支配他們的心理。

       最耐人尋味的是陜北人的皮衣。清代官員王培棻巡視榆林時寫了《七筆勾》。其中寫道：“沒面皮襖，四季常穿不肯丟”。沒面皮襖是指老羊皮經糅制而做成皮襖即古謂之“裘”者。皮襖是當地游牧畜產品，陜北冬季奇冷，春季風沙大，至少有4次大的沙塵暴。沒面皮襖可冬天御寒，春日擋風，雨天毛朝外以遮雨并疏流，故有揶揄的順口溜：“陜北一大怪，沒面皮襖隨身帶；數九寒天板（指有毛的背面）朝外，下雨下雪毛朝外；白天鋪，晚上蓋，一物多用莫見怪。”這是苦中作樂的戲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服飾上的戎狄之風。當然，不能忘記的是，這是陜北窮人的無奈之舉，沒面老羊皮襖訴說了陜北窮人生計之艱難。這也就是《史記》上說的“衣其皮革，被旃裘。”《新唐書》上也說“男女并衣裘褐”，可見“衣皮革”、“衣裘褐”是游牧民族的基本衣著。這也正是“就地取材，物盡其宜”的緣故。古代軍士的皮鎧甲也是受此啟發演變而來的。榆林“三邊”又盛產裘羔皮，用以制衣，“肥馬輕裘”是古代上流社會標示貴族身份的衣飾。上文已經提到的榆

   林、神木的地毯業作為傳統的手工作坊從明代就開始了，而且成為遠銷五大洲，名噪一時。實際上與皮毛有關的產品有搟氈業糅皮革業。這些產品除了一部分外銷外，大部分是自給自足。地毯在外國是鋪地用，在陜北，則稱為“栽絨褥子”，鋪在炕上供坐臥。這是有錢人家的臥具。而大眾化的臥具則是氈。尺寸以市尺寬—長計，有單人的“三五氈”、“四六氈”，多人的“滿炕氈”。睡覺鋪氈，冬為暖和，夏為“隔潮”。陜北腳戶趕牲靈長途行旅途中，行囊中必捆一條“三五氈”；陜北“五匠”、行商、小工“走西口”，學生上學住校，“三五氈”是必備之物。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干部下鄉，行囊中一條“三五氈”是免不了的。（融圖7：赤牛洼博覽館藏沒面老羊皮襖；融圖8：赤牛洼博覽館藏氈窩子；融圖9：周家墹百年記憶展覽館藏氈窩子）

   

   融圖7：赤牛洼博覽館藏沒面老羊皮襖

   

   融圖8：赤牛洼博覽館藏氈窩子

   

   融圖9：周家墹百年記憶展覽館藏氈窩子

   而同時，由于“徙民實邊”、流放等人口流動涵化的結果，又把全國各地的衣飾帶到榆林。所以作為榆林婦女象征的“米脂婆姨”又以精巧的女紅聞名。比如，造型美觀、耐穿的千層底鞋甚至到七十年代的計劃經濟時代末期，除了本地人用度外，還是遠銷外地的主流產品。繡花枕頂，繡花襪底、襪墊，繡花鞋，繡花裹肚，不啻是精美的藝術作品。小孩的“百衲衣”，一方面訴說著缺衣少穿的困頓，另一方面又顯示了巧手拼縫的高超藝術，表達了母親對兒女祈愿祝福的善良心愿。這些，又都是漢族固有的紡織品工藝的體現。

   三、“咸食畜肉”和熬燉食風

   人類學家把人從飲食習慣上分，分為“食草人”和“食肉人”兩種。“食草人”是以吃植物的果實（五谷）及其可食的根莖葉花為主，“食肉人”則以吃狩獵或飼養得來的肉奶為主。食風充分反映了兩種并存的吃食和“吃相”。

       如前所述，司馬遷在《史記》上描述游牧民族的飲食習慣是“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新唐書》也說北方游牧民族是“畜牦牛、馬、驢、羊，以供其食。”可見，作為食肉人的游牧民是以畜肉為主要食物來源。就是吃肉，從北到南，恰恰反映了融合的程度。比如燉羊肉。在大漠深處，是燉全羊、烤全羊。講究的是“八成熟”，說這樣吃起來“有咬頭”，用牙撕，以刀子割，特別帶勁。吃的時候也是連骨頭帶肉抓起來撕咬，故稱“手抓羊肉”或“手扒羊肉”。一塊帶肉的羊扇板，三兩斤重，直徑也在10厘米以上。執之撕啃，其吃相頗顯大氣而顢頇。佐料也比較單一。一家過年，必殺幾只羊。同樣的燉羊肉，到了陜北北部的榆林地面，則塊頭小化到直徑5厘米左右。更講究佐料，由于陜北山野里生長一種叫“地椒”的草本植物，屬于花椒、胡椒的“椒”族，是上好的去膻調料。羊逐草而食，地椒吃到肚子里，滲于全身，自然去除了膻味。其它調料也大有講究。“豬不姜，羊不茴”(煮豬肉不能放生姜，煮羊肉不能放茴香)就是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烹飪技藝。過年講究有一只羊比較風光。而到了陜北南部的洛川原一帶，過年有幾斤肉就算年過好了。彼地羊肉切成細絲，講究“喝羊腥湯”—主要是品味那種妙不可言的“淀味”。陜北的吃法也比較“蠻”：燉羊肉連鍋端到炕頭，主客用勺舀到碗中，連骨頭帶肉食之，必要時動手吸吮。吃相看起來顢頇，實際上實惠、干凈。這種燉羊肉經住了歷史的考驗，且發揚而光大之，被稱為“鐵鍋燉羊肉”，

   風靡于西安，正在向京華挺進。在肉食方面的這種從北到南“做相”到“吃相”的漸變過程，演繹的正是農業半農業黃土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熔鑄而成的陜北融合文化在飲食方面的表現。(融圖10：陜北鐵鍋燉羊肉)

   

   融圖10：陜北鐵鍋燉羊肉

   陜北人飲食習慣中的游牧民族食風首先體現在烹飪方式上。烹飪以熬、燉、煮、燴、烤為主。熬南瓜、熬洋芋是主菜；燉羊肉是待客上品，羊雜碎是風味小吃。至今蒙古民族是以烤全羊、手抓羊肉為主食，一頓飯不吃米面，光吃羊肉能吃飽。中原人也吃肉，但主食是米面。加之聞不慣“膻氣”，拒絕吃羊肉。而在長城一線的陜北，燉羊肉是傳統食品。燉一鍋羊肉連鍋端上來，大家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搳拳行令，風卷殘云的“吃相”和神魂顛倒的“喝相”，一派游牧食風。而由此又產生了“酒曲”。以歌勸酒，甚至端酒跪請，又是豪放大氣好客的民性反映。所以陜北的酒曲又成了一份十分寶貴的民間口頭藝術遺產。

   再說“飲”，中原、南方農耕文化區喝清茶，并形成傳統的中華茶文化。陜北人也喝茶，但多喝“磚茶”，放鹽熬煮而飲，說吃肉后喝此茶“克食”。 “客到久留，奶子熬茶敬一甌”,奶酪為主飲，待客時奉奶茶，有時加熟米，是待客茶點上品。

       干糧大有分野。因為行旅之故，征人或腳戶必須帶水分少的食品以免發霉。中原農業區，特別是關中地區，上路帶燒餅和“燒餅像鍋蓋”的鍋盔。陜北人走西口，“吆腳”趕牲靈上長路，軍士上戰場，帶的干糧是熟米和炒面，都叫“干糧”。在古代文獻中，《尚書》、《周禮》中稱“糗”，《詩經》中稱“糇”，都指的是炒米和炒面，而且都指的是戰爭中儲備和攜帶的干糧�！对娊�·公劉》中有“乃裹糇糧，于橐于囊”�！伴摇笔莾深^通透無底的口袋；“囊”是一頭有口一頭有底的口袋。說的就是把炒米和炒面裝在沒底的口袋（橐）中然后扎住兩頭的口，或者裝在有底的口袋（囊）中扎口，而且恰恰說的是行旅征戰中的干糧。炒米、炒面至今在陜北大行其道，實則是古代征戰和邊塞軍衛在邊塞文化上的反映。面食的干糧陜北也有，而且脫水的程度勝過中原的鍋盔。那就是鎮川鎮的特產“干爐”。這是一種藝術化了的而且具有象征意義的旅行干糧。死面做成，造型有類于豆腐磨，中心和邊沿凸起，形成中心凸起，外環突出，呈一圓環，中心和外環之間自然形成環繞的內環。這是仿太極圖的形狀設計，寓意圓滿吉祥，平安順利地出行歸來。如果說，關中人能把寸厚的鍋盔烙熟而不焦的本事，那是由于幾千年的把麯和酵

   頭使用到家了，那么，陜北人運作死面的能力更勝一籌。由此可見隨著漸變的過程，越近關中的陜北南部，屬于麥黍文化的酵面技藝越發達。從洛川縣和黃陵縣的禮饃藝術完全可以與關中的禮饃藝術比美，只要看看每年清明節黃帝陵祭祖禮饃就可見一斑。（融圖11：陜北旅行干糧-干爐；融圖9：黃陵蒸面饃花）。

   

   融圖11：陜北旅行干糧-干爐

   

   融圖12：黃陵蒸面饃花

   四、多種風格凝聚成的七星廟和四合院

在中國的建筑居住類型上，“南越巢居，北朔穴居”自古而然，并因此而分成地上空間建筑的干欄式和地下空間建筑的窯洞。由于黃土的土質特點，宜于掘穴為居，又由于黃土高原地處高寒，窯洞又因保溫隔熱，冬暖夏涼的固有特性，所以窯洞作為一種居住類型并形成一種特有的窯洞文化而成為黃土文化的重要物質文化標示。而居于風沙草灘區的牧民和農民，或則居住在穹廬式的蒙古包中，或則住在柳把庵中。由于黃土文化和游牧文化在長期的交互中互相吸納，所以就有了奇特的柳把庵和七星廟建筑。

柳把庵是拱窯的一種特殊形式，建筑學上的專用術語叫“束條拱屋頂”。主要集中在陜北市長城以北鄂爾多斯草原地區。這是一種與磚、石無緣的特殊拱窯。先是打墻，迨至平樁部位，上繃柳條把呈拱型。柳把系柳條捆扎成束，然后扳彎弧，兩頭繃緊固定在兩邊墻頭。如此，一束一束地靠定繃過去形成拱洞，拱頂弧圈又間隔以椽和束條縱貫，與拱圈束條作十字交叉固定，草泥抹頂，拱洞兩頭砌墻或打土墻封實即成。柳把庵為農民和牧民的住宅，省工、省錢、頂輕、防震、保暖性能好。束條拱屋頂柳把庵其所以在鄂爾多斯南緣的長城一線大行其道，還和其建筑材料柳條就地取材有關。沙柳條長丈許，粗細宜于束條。沙柳又是防沙、固沙的傳統植物，廣植于毛烏素沙地。但沙柳有一個特性，那就是越斫越旺。長到一定程度如果不砍，則反倒枯死，所以是一種建筑材料和防沙、固沙兩相得宜的材料。（融圖13：巴拉素尤忠亮柳把庵拱頂；融圖14：尤忠亮宅柳把庵戶牖藝術；融圖15：榆林小紀汗柳把庵外形和院落；融圖16：主人向作者講柳把庵營造技藝；融圖17：榆林掌高兔村毛樃榔類蒙古包穹窿頂）

融圖13：巴拉素尤忠亮柳把庵拱頂

融圖14：尤忠亮宅柳把庵戶牖藝術

融圖15：榆林小紀汗柳把庵外形和院落

融圖16：主人向作者講柳把庵營造技藝

融圖17：榆林掌高兔村毛樃榔類蒙古包穹窿頂

七星廟座落在府谷縣孤山堡北門外1公里許的丘陵上。七星廟左右（東西）寬8米，前后（南北）入深6.4米，總面積51.2平方米。

相傳始建于唐代貞觀年間，也有說建于宋代，但史書上沒有明確的記載。而明萬歷六年重修是的確的。本為“昊天宮”，是道教場所，供奉七位道教神仙，故又叫“七星廟”。后傳說為北宋名將楊業與抗遼巾幗折（佘）賽花于此戰地成婚而聲名大震。古典戲曲《七星廟招親》（《十塘關》）演繹的就是這段故事。

七星廟最具有價值的是正殿在建筑學上的民族融合文化意義。大殿屋頂為九脊歇山式，殿前過道為卷棚式。從外形看，完全是磚木結構的廟宇建筑；但從內部看，則“別有洞天”，墻底部為四周直立，中腰由四面變成八面，層層合攏，最后又由八面變為圓形收縮，一磚收頂，無梁無柱，故稱為“無梁殿”。這樣，就有了兩層意思：一者外表為木結構房廈裝飾；二者頂非拱洞而為游牧民族住的氈帳的穹頂式，即蒙古包；三者無梁無柱，漸次收縮，一磚收頂，又是磚拱窯的建筑原理。這樣，就完全是窯洞和穹廬的巧妙結合，是民族融合文化在建筑學上的體現。因其型制奇特，風格別致，精磨細茸，技術精湛，成為我國研究民族建筑的寶貴資料。七星廟還反映在民間藝術中，民國年間曾發行過七星廟的年畫，中日合拍的電視片《黃河》也對七星廟作了重點介紹。融圖18：七星廟五脊殿單檐廡殿頂宗教建筑制式；融圖19：七星廟腰部8面8角磚拱券蒙古包穹窿頂顯示；融圖20：七星廟正東腰5面4角顯示；融圖21：七星廟窯洞拱券與蒙古包穹窿式融合一磚收頂顯示）

融圖18：七星廟五脊殿單檐廡殿頂宗教建筑制式。

融圖19：七星廟腰部8面8角磚拱券蒙古包穹窿頂顯示。

融圖20：七星廟正東腰5面4角顯示。

融圖21：七星廟窯洞拱券與蒙古包穹窿式融合一磚收頂顯

但陜北人的居住形式是多元的。七星廟和柳把庵是蒙漢建筑的融合，陜北榆林城的民居建筑卻又是別一樣風景。以六樓騎街為中軸線，向兩翼展開，是并聯對稱的小巷，小巷串起的院落是一座座四合院。這些四合院方正規整。復雜的四合院或前后串聯而成兩進院、三進院，或左右并聯而成套院。這種四合院起始于明代，發達于清代，其型制完全與北京四合院相類。究其原因，是外放京官來陜北上任，從北京打底樣仿造而成的，故陜北又稱為“小北京”。所以陜北的民居又融合了京味的型制和風格。同時陜北城又出現了窯洞四合院，院內建筑是窯洞建筑而非房廈，這就又是黃土窯洞與京味四合院的結合。這種窯洞四合院不但存在于榆林城，神木縣城就有非常大氣的四合院。而米脂城作為富有特色的“窯洞古城”，城市建筑不僅以窯洞為主，而且在院落型制上又是四合院。滲透到農村，米脂縣楊家溝馬氏莊園、劉家峁姜氏莊園、高廟山常氏莊園均為窯洞，而由窯洞組合而成的院落格局，也完全是方型的四合院型制。據常氏后代常永剛回憶，說常氏家族在京津一帶經商，常氏莊園是從北京打回底樣建造的。所以說，無論是陜北城的房廈四合院、米脂城的窯洞四合院以至于農村窯洞四合院，都吸納和融入了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具有京味特色。(融圖22：神木城白家四合院主庭及正房；融圖23：神木城白家四合院主廳；融圖24：神木城白家四合院槅扇鏤空木雕春牡夏蓮秋菊冬梅四季花；融圖25：神木城白家四合院槅扇門忠孝傳家匾額)

融圖22：神木城白家四合院主庭及正房

融圖23：神木城白家四合院主廳

融圖24：神木城白家四合院槅扇鏤空木雕春牡夏蓮秋菊冬梅四季花

融圖25：神木城白家四合院槅扇門忠孝傳家匾額

五、“塞外荒丘，土韃回番族類稠”

陜北向來就是胡漢雜居、交匯、同化的多民族融合地區。也是在反復拉鋸式的征戰中多維化強制性文化傳播的地區。戰爭是經濟、政治的繼續和延長，也是極痛苦的文化傳播方式。

由于陜北地處邊關，所以成為軍事要塞，為古代兵家必爭之地。筑長城以拒匈奴，就是中國最大的軍事工程；修直道以馳援前線，就是軍事后勤供給的保障系統，烽火臺和驛站塘鋪，又是軍政信息交通傳驛媒介。有史以來，烽火連天，殺聲震地。西周時期，周人和匈奴族的一支獫狁在這里就發生過4次大戰�！对娊洝防锞陀嘘P于周人和匈奴先民獫狁作戰的詩句：“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遑不居，獫狁之故。”這是陜北地區長城一線華夏先民分支之間兵事糾葛最早的文字印記。秦代，白狄、赤狄和戎族之間在這里征戰不斷，秦末建立了狄國。漢代，中央王朝和匈奴之間征戰與和親交替，又遷新韁和田的龜茲人于長城腳下。晉代，西北許多少數民族內遷，“雜胡”源源入塞者凡二十余萬，這里成為漢、匈雜居之地，出現過一段“四夷賓服湊集”、“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在較為緩和的氣氛中，各族文化互相影響，共同促進生產的局面。不久又有了“五胡亂華”的動蕩。其后幾年中，鐵弗族的赫連勃勃在這里的統萬城建立過夏國，元昊曾稱帝號大夏。其間的西夏則既一面接受契丹“遼”的封號，又一面稱臣北寧。蒙族的成吉思汗由北向南長驅直入，建立全國性的元朝統治。“金鼓軍馬聲猶聞，山河盡赤血染紅”,“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就是各民族征戰殺伐的真實寫照。

陜北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自黃帝時的炎黃兩氏族聯盟通婚始，夏、商、周時以及以后，民族遷徒異常頻繁。在流遷方向上，有北方少數民族的內遷，亦有內地漢族的外移；在遷徒方式上，有通過征服、和親、流放、“徒民實邊”，戍邊軍人和筑墻勞工滯留等急劇的強迫性、半強迫性的政治、軍事原因，也有和平時期作為謀生手段的下層人民無奈的自覺遷徒。在這一復雜的過程中，自戰國始，迄于明代，先后有獫狁、龜茲、突厥、大戎、小戎、之戎、胸衍戎、山戎（即稽胡匈奴）、白狄匈奴、赤狄匈奴、屠格匈奴、鐵弗匈奴、南匈奴、北匈奴、拓拔羌、折掘羌、野利羌、燒當羌、黨項羌、慕容羌、宇文羌，吐谷渾羌以及鮮卑、羯、氐等幾十個少數民族各支系內遷長城以南的陜北地面，并無緣無故地“消逝”，實則融入漢民族中�？偨Y起來，有下列幾種遷遷徙流動方式：一是軍事征服涵化。最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北朝十六國各民族的相互征服擄掠，二是政治改革涵化，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魏孝文帝自上而下推行的“衣從漢服，改姓漢姓”和學說漢語、漢鮮通婚等一系列舉措；漢代和明代的“徒民實邊”政策以及各朝各代的“和親”、流放，都是以行政行為推行民族涵化。三是“走西口”，“下老山”的人口機械流動。四是和平融入。最典型的是稽胡在陜北和黃河對岸的山西離石一帶落戶，并自覺自愿地融入漢族中，從而脫離了奴隸社會，和平長入封建社會。幾千年來多次的經常不斷地多民族人種融合，形成了現代的陜北人，即《魏書》上所說的“雜類”。

這種多民族融合成份在姓氏中有明確的反映。姓氏上面表現出來的民族特性往往是難以改變的。如今，陜北人中的有些少數民族姓氏還比較容易識別，如呼延、赫連、宇文、慕容、尉遲等。還有常見姓氏，如薛、侯、慕、費、折、艾、白、米、康、石、蘭等，盡管已和漢族姓氏沒有什么區別，但只要考諸史籍，稍加分辯，仍能追溯其來龍去脈。《魏書•官氏志》載，北魏孝文帝改革，其中有一項，就是令鮮卑人改稱漢姓：拓跋氏改姓元，叱干氏改姓薛，費連氏改姓費，若干氏改姓茍，口引氏姓改侯，去斤氏改姓艾，賀賴氏改姓何等等。匈奴在遷入內地后，賀賴氏改姓賀，獨孤氏改姓劉，須卜氏改姓卜，丘林氏改姓丘或林。⁴(4 [北齊]魏收：《魏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005-3015頁)

這種人種上融合的結果是，以優生優勢形成了以“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為標志的體質優勢和智慧優勢的陜北人。

    總之，各少數民族經過或則征戰殺伐，或則友好共存，經過“走西口”、“徒民實邊”等人口的機械流動和像北朝十六國軍事征伐涵化的人口強迫性流動，以及像稽胡那樣在陜北“落戶”及至隋唐之后的全面“消逝”，又是和平融入的涵化典型。這種民族融合釀就了體魄強健、吃苦耐勞、聰穎靈秀的陜北人；而由這種融合的人創造的以長城為紐帶的邊塞文化，就具有了多民族融合的性質。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文化，又豐富了這種文化的內容。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元素，為民間風俗文化旅游提供了最好的物質條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六、崇武尚勇的邊塞文化氣質

陜北長期是游牧民族活動的地區。他們雄強驃悍，崇尚武勇，嫻于弓馬騎射�！度罩�錄》謂“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強悍習射。”在融入當地農耕民族后，…其驃悍的民族氣質仍對這個地區的風尚發生深刻影響。這些，史籍中多有記述�！稘h書·地理志》說：“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翟（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5(5[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644頁)《隋書·地理志》： “安定、北地、上郡……其人性猶質直然尚節儉，習仁義勤于稼穡，多畜牧，無復寇盜矣” ⁶(6) [唐]魏征、令狐德棻：《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817頁)

《宋史·地理志·陜西路》：“被邊之地，以鞍馬射獵為事。其人勁悍而質木。”陜北各府縣的地方志中也有類似記述。“陜北府，習弓馬，好戰斗。”“俗驕悍，喜功利，習騎射，尚忠勇。”（《陜西延綏鎮志》）“水甘土厚，風氣沖和。密邇邊陲，多喜射獵。”（《神木縣志》）“葭州好尚武力，守望相助。”（《葭州圖經》）

所有這些記載，都說明當年的“朔方”、“陜北府”由于邊關戍守，征戰殺伐，養成了以“鞍馬射獵”為能事的“勁悍”、“尚武力”、“尚忠勇”、“尚武節”等驃悍的邊塞民性。由于漢時良家子以“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故“名將多出焉”。 這種“漢時良家子”不斷地“以材力為官”的“武官”仕途延及后世而形成傳統，歷史上的楊家將、韓世忠、李自成等，就是地地道道的忠勇將帥之才。

而神木楊氏家族最為典型。古麟州楊氏家族自楊弘信始在麟州興起，并成為雄霸一方的地方土豪而控制麟州。

宋代歐陽修在《供備庫副使楊君墓志銘》中說：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一方。其曾祖諱宏信，為州刺史。祖為重勛，又為防御使。太祖時為置建寧軍于麟州，以重勛為留后。后召以為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扆以西鎮供奉官、監麟州兵也，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為云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兒野豎，皆能道之。⁷（7《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二九《供備庫副使楊君墓志銘》,見姬若的日志-網易博客- blog.163.com- 2006-11-25）

這是歐陽修對楊氏家族“近胡，以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一方”，以宗族、親友、鄉親的形式“扎堆兒”形成鏈條和氣候的客觀描述，也是典型例證。

基于這種邊塞軍旅基因，在長期的農耕文明與游牧文化交匯中，又礪練出了長城兩側人深層次的情感底蘊――淳樸、善良、憨厚、實在的個性特質；耿直、正義、疾惡如仇的品性；安貧樂道，豁達大度，甘于清貧，不存分外之念，不貪分外之財，不享分外之福，固守做人的本分的平和心態；蔑視權貴，嘲弄豪門的叛逆心理；公平、公正、厚道、講原則、講良心、講信義、坦蕩赤誠的人際關系原則等等，這些自古就有的人性特質在他們孕育創造的陜北邊塞文化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構成了陜北文化淳厚的情感底蘊。

但質樸得過了頭，就會走向反面。邊鄙之人，地廣人稀，人們語言交流較少，思想的口頭溝通木吶，加之“圣人傳道此處偏遺漏”（清·王培芬《七筆勾》），乏于教化，思想表達多賴肢體語言。往往為雞毛蒜皮的小事，羸弱婦女則服毒上吊，飲恨黃泉；魯莽壯漢則大打出手，以至于釀成人命案子。發生的所謂“搶親事件”，刷新了傳統意義上的“搶親”風俗類型，以莫名其妙的令人無所措手足的感覺一時成為新鮮事；幾起搶銀行大案、震驚中外的“馬坊爆炸事件”案都是典型的歹徒們喪心病狂、失去理智、不計成本的惡性事件。榆林有一個特殊的術語表述此類人的存在——“綠”或“綠格硶硶”，這是由“綠林好漢”演化而來，對本土民性一個類型的概括其負面效應顯而易見。

七、同為二句頭的信天游和蒙族爬山歌有親緣關系

信天游原名“順天游”。顧名思義，是隨意、放縱、漫無邊際地自由游走詠唱。信天游詩歌歌詞配上曲調就產生了信天游山歌。這種山歌歌詞無拘無束，可長可短，完全由歌者的興致和嗓音條件隨心所欲地自由發揮。曲調舒展高亢，信天而游，漫天張揚，極富黃土地的壯美和廣漠草原野性美，對信天游山歌的追根溯源，可以從原本上把握陜北民歌的地域性風格、色彩及其藝術價值。

（1）內容上，信天游是生離死別“解憂愁”的歌

信天游多反映的是長城沿線及兩側的生活，“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我跟上哥哥走包頭”，“跟上哥哥走草地”，“打發哥哥走口外”，“拔起沙蒿帶起根”，“你給妹妹掏上一背干沙蒿”“趕牲靈”、“走西口”、“腳夫調”等等。從其中“明沙”、“包頭”、“草地”、“口外”、“沙蒿”、“西口”、“腳夫”等看，多為大漠邊關環境的人、事、地、物產，又多以陜北邊關的腳夫行旅，為謀求生存“走西口”的人口流動，羊倌草地放牧生活、愛情等為題材，又多以離愁別緒為主題。

信天游飽含著生活的酸甜苦辣，苦難中產生的精神壓抑感，通過信天游悲壯、豪放的呼喊得到精神上的自我慰籍。因此，俗語說“女人們憂愁哭鼻子，男人們憂愁唱曲子”，“心里麻煩由不得唱”，“信天游，不斷頭，斷了頭，窮人無法解憂愁”。因苦而唱，為愁而吟，信天游歌聲成了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少的伴侶。

（2）形式上，信天游是在廣漠邊塞環境中產生的歌

信天游音調的旋律線條跌宕起伏，卻又婉約迂回，形成對比，這種對比首先與信天游詩歌的藝術手法密切相關。信天游的核腔是調式骨干音三音列，徵調式粗獷、豪放，羽調式婉約秀氣，商調式剛柔相濟。不同調式交替、交叉，使同一首歌呈現不同調式色彩對比變化。

散節奏和跌宕起伏、委婉迂回的施律線條是信天游的重要特征。這與陜北北部語言的表達方式密不可分。如居住在沙漠或山溝里的鄰居間傳遞消息，行走在古道上趕牲靈的腳夫前呼后應，或站在廣漠草原的羊倌吆唱羊群，都需要遠距離呼喊并拉長語言節奏，才能使聲音傳送給對方。如遇風沙天，更需要提升語調高聲疾呼，才能使聲音斷斷續續傳給對方。這就形成了人們野外交談時，語調起伏度大，詞組間拖腔長，虛詞襯字多，節奏自由等特點。其旋律線條，也就起伏連綿或大起大落，與地貌給人的視覺形象極為相似。這是民間藝術受自然環境影響而形成的特征。

信天游是原野民歌，貼近這種野外生活語調，就使它具有了山野味。信天而游、回蕩曠野的高音區延長音，是其情感渲泄最強烈之處，也是其粗獷豪放的歌風的聚會點。

從其表現形式的關聯上講，有兩個值得特別關注的元素。第一點，它與《詩經》的縱向傳承關系�！对娊洝肥窍惹孛窀瑁�它的表現手法是賦、比、興。作為四句頭民歌，往往采取的前邊興起、打比方——比興，后邊才詠唱具體事物或抒發情感——賦。信天游繼承了這種賦比興手法而發展變化成二句頭民歌。頭一句比興，第二句賦，即我們平時所說的“一句比興一句賦”是也。由此可見，先秦民歌的的總集《詩經》在表現手法上和信天游是傳承關系。又由此可見，信天游源頭之久遠。

更應引起特別注意的是第二點。二句頭民歌，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表現節奏的民歌。在中國，二句頭民歌只存在兩種，一種是漢族的信天游，一種是蒙古族民歌“爬山調”，兩者均流傳在內蒙古鄂爾多斯草原和陜北長城一線的風沙草灘區一帶。無論從內容或形式看，都有許多驚人相似之處，這可看作二者之間存在一種通過橫向傳播而互相交匯吸納的關系。也就因為這種親緣關系，更證明信天游是黃土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融合而成的的產物。再從挖掘、搜集、整理的具體事實講，20世紀30年代之前，沒有人搜集過信天游。只有在40年代的陜甘寧邊區時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向民間學習”的口號下，恰在靖邊縣長城腳下一個小學任教的李季，為這種民歌樣式所震憾，專事搜集，受到來“三邊”采風的詩人艾青的鼓勵，于是就有了《順天游三千首》的非常寶貴的原始搜集文本。后來李季又以信天游二句頭民歌的樣式寫出了膾炙人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當時，延安是下鄉采風的策源地，何以延安沒有搜集到信天游，反而在陜北的“三邊”草灘、長城地區搜集到了？再與“爬山歌”聯系起來，基本上可以確定，信天游的源頭在長城一線的“三邊”。所以，信天游作為民歌的一種，是融合文化的活化石，是“源”。至于后來的橫向傳播，全國各地傳唱，那是“流”。

八、從賤民“龜茲”樂戶融入陜北平等社會地位的程度看融合的演化

從賤民“龜茲”樂戶融入陜北平等社會地位是一個涵化典型的個案，剖析其陜北語境下的融合演化很有意義，也很有意思。

在各種賤民中，樂戶居于最為突出的地位。樂戶是封建時代供統治階級取樂的人戶,又叫“樂人”，在陜北就叫“龜茲”。他們身份低賤，為人輕視。“良賤不婚”的法規,使這些樂人不能與良民通婚，世代相襲。賤民樂人有鮮明的職業特色，有長久持續的歷史，更有復雜多種渠道的來源。一是古時犯罪的婦女或犯人的妻女。她們沒入官府，充當官妓，從事吹彈歌唱，供人娛樂�！段簳�.刑罰志》：“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⁸（8[北齊]魏收：《魏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888頁）《隋書.裴蘊傳》：“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⁹（9[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574-1575頁）。二是民間樂手，如《清稗類鈔.奴婢類·喜婆》所言：“紹興有墮民巷者，居方里，男為樂戶，女為喜婆�！比�是少數民族入籍落戶于內地以演奏音樂為職業者，如“龜茲”。四是原為良人，因為各種原因，生活無著，以此為謀生手段者。在陜北，“龜茲”最為典型，也就是尋常人們歧視叫法的“吹手”、“吹鼓手”。吹鼓手職業所用樂器是嗩吶。嗩吶，俗稱喇叭，“嗩吶”二字就是波斯原來樂器的音譯。西晉時期開鑿於新疆克孜爾石窟的壁畫中就已經出現了演奏嗩吶的繪畫，北魏時期開鑿的云崗石窟中也有嗩吶的雕刻形象。 

在現在的國樂團、民族樂隊中嗩吶也是很重要的樂器。嗩吶不但用於獨奏，也用於戲曲、歌舞伴奏。

嗩吶受到民間大眾的歡迎，和歷史上紅白喜事即婚喪兩件人生大事須臾不離有關。波斯嗩吶經西域延絲綢之路傳入內地歷史久遠。陜北的吹鼓手和他們執以演奏管樂嗩吶由遷來榆林城郊古城灘的龜茲族帶到陜北扎根落戶。這是一個活生生的民族融合文化遺存。一是嗩吶音色高亢嘹亮，陜北要么地處大漠，要么溝壑縱橫，極適合于廣場曠野演奏。加之紅白喜事需要的正是直接的、濃烈的氣氛表達，所以嗩吶作為吹奏樂在陜北特別發達。歷經千年以上的藝術熏陶，由陜西省綏德縣、米脂縣聯合申報、編號Ⅱ-37的綏米嗩吶，獲得了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殊榮，是融合文化的見證。

(一)對吹手龜茲樂人的歧視表現。對吹手龜茲樂人的歧視普遍存在于陜北各地，猶以陜北南部為最。在宜君、黃陵、黃龍、洛川、富縣、宜川等地面，對于樂戶的歧視自古迄今，一仍其舊�！褒斊潯北环Q為“樂人家”。他們在下列幾方面被備受歧視：

1、在賤民中，“樂人家”居于首位。有口號稱“一不學龜茲，二不學戲，三不學待詔把頭剃�！比缟纤�述，歷史上也有原為良人，因為各種原因，生活無著，以此為謀生手段者，一旦加入龜茲吹嗩吶，即被認為是本族的奇恥大辱。族議決定將其“出戶”。具體的規定是:不能同族祭祖；不能按正常輩分稱呼族人；死后不能埋入祖墳；不能上族人的“影”（即描繪祖先的布畫像）；不能寫入宗譜。可以說人見人棄，抬不起頭。

2、“過事”雇請的樂人或一班，或兩班，不能進入宴會場所演奏,或在院子一隅，或由主家搭一簡陋席棚以避風雨。

3、宴會上什么飯菜，也給樂人家上什么，等同對待。而必須上雙份。龜茲吃過之后的頭一份殘羹剩飯，不分主食葷素菜肴，混攪傾入布袋中。多給的一份也悉數裹挾而去。這就是“龜茲沒臉，連吃帶撼”的來歷。令人納悶的是，這些混攪的飯菜居然無論冬夏，挈之歸家無一發餿變質，問樂人，笑而不答。所以百姓間傳說這是皇上“咒”過的，也是朝廷定下來的對龜茲樂人的補償。

4、“良賤不婚”。沒有人企圖突破其藩籬。所以，在樂人家之間，因為擇偶問題頗費心思。光因年齡的選擇，有時遠嫁他鄉，如關中東府諸縣的樂戶。

5、雖然自1949年以后，在官方采取一切措施扭轉對樂人的歧視，同樣可以上學，可以參加工作當干部。但在民間不起多少作用。比如，弟兄二人，一位當過鎮長，但他娶的媳婦仍是樂人家出身；弟弟年輕，在上學時雖然大家不說什么，但背地里相互傳話，都知道他是樂戶的后代，不愿與其為伍。為避免歧視，他遠走外省謀職。這種情況至今無多改變。人們仍指某某村的某某姓是“龜茲家”，尋常人家與“龜茲家”涇渭分明，除非極其特殊情況發生。

(二)在陜北北部，樂戶受歧視也是客觀存在，但歧視的程度大為消減。龜茲融入北平等社會的幾率有一定的改觀。

1、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氣氛打轉換，樂人受歧視的程度有轉變。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陜北北部成為抗日根據地。1941年音樂家呂驥主持的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廣泛搜集包括嗩吶在內的民間樂曲， 1943年，魯藝音樂家組成河防慰問團從延安北上清澗、綏德、吳堡、佳縣一帶搜集了嗩吶曲和民歌。1942年之后，魯藝組織下鄉搜集民間歌曲，一路北上在綏德分路。公木、劉熾西去子洲；孟波、于藍、唐榮枚北上米脂、佳縣一帶。他們采集了大量民歌，既錄詞又記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陜北樂戶的嗩吶曲牌就是這時被發現和記錄的。從此樂戶作為民間藝人，嗩吶曲作為民間藝術而受到重視。雖然樂人仍被歧視，但歧視的程度大大削減。

2、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的極其困難的時期，農民被捆綁在土地上和工分里，沒有一分錢的交換自由，每遇紅白喜事，吹手趕事情，雖然收入菲薄，但畢竟趕事情也能混口飯吃，又有現金收入。所以樂人的生活水平略高于尋常人家，一些中下家庭愿意把姑娘嫁給樂戶，從此之后，“良賤不婚”在一定的范圍內被打破了。

3、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后，改革開放，大眾生活水平改善了，文化水平提高了。加上《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10部的出版，非遺的深入調查，陜北嗩吶獲得了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殊榮。人們從觀念上把嗩吶曲當做藝術來看，把龜茲藝人當做民間藝術家來對待，比如佳縣的康家嗩吶班就是這樣的藝術班底。

4、改革開放以后，在吃公家飯的的干部群體中，在知識分子中，吹嗩吶是一件極其平常的事，是一種業余藝術愛好，一種藝術享受，一種休閑、鍛煉方式。因為這個原因，家庭院落，廣場秧歌伴奏，上百人的嗩吶合奏都曽有過。如此，近數十年嗩吶班雨后春筍搬到遍地開花。他們或自樂，或賺錢養家糊口，悉聽尊便。而“龜茲揚把子”民間劇種則在佳縣一直是活躍農村文化活動的一支主要文化團體。

(三)龜茲樂人融合之難，而龜茲樂在陜北融合之易，從兩個相反的層面表現為二律背反的典型個案。

1、樂戶歧視從北魏一直延續至清,唐宋朝時封建理學觀念的建立，樂人被認為是三教九流中的低等且無法擁有選擇和改變身份的的權力。直至雍正皇帝即位后才將樂戶的賤籍制度加以削除。這種除豁之舉并未使樂戶獲得良民的地位。雖然雍正的除豁令是一種行政命令，應當說相當管用，但一方面是僅僅停留在法律層面,沒有相應的改制措施,所以相當一部分樂戶并沒有立即改變原來的“賤業”。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下層民間的習俗不受法律約束，只能獨嘆奈何了。所以龜茲樂人歧視孑遺，至今仍頑強地固守著龜茲樂人為賤民的地盤。由此可知，社會地位的改移的頑固性。

2、所謂中原農業半農業黃土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熔鑄而成的陜北融合文化，在地理位置上，中原農業半農業文化居南，北方少數民族創造的草原游牧文化居北。固然中原農業半農業文化更成熟，但封建的自給自足文化居功自傲，抱殘守缺的保守性更為濃烈。而草原游牧文化的游走性質和向往先進文化的訴求更需要現狀的革新。所以從南到北，歧視狀況漸次弱化和減少，龜茲文化融入陜北文化之中的成分和質量更加濃密。

3、雖然陜北南部仍頑強地固守著賤民的地盤，龜茲樂的操持者未融入平民群中，但畢竟從西域傳來的龜茲樂卻被融合到這些地面的音樂殿堂里。藝術上的涵化融合最為及時、徹底、展脫，以致在不斷地發展中登上音樂殿堂，一躍而獲得了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殊榮，是融合文化開出的奇葩。也是融合較好的見證。這種溫順謙和的融合涵化過程是極其順溜的，堪稱融合的典范。

4、文化傳承有其自身的規律只能在自身的發展中合理地變異，行政措施不能代替文化的傳承和變異。

關于“龜茲揚把子”，后文作為一節將要專講。

 

1·2第一章第二節農業半農業黃土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熔鑄而成的陜北融合文化注釋目錄：

1 [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817頁。

2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875頁。

3王強模譯注：《列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頁。

4 [北齊]魏收：《魏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005-3015頁。

5[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644頁。

6[唐]魏征、令狐德棻：《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817頁

7《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二九《供備庫副使楊君墓志銘》,見姬若的日志-網易博客- blog.163.com- 2006-11-25）

8[北齊]魏收：《魏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888頁。

9[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574-1575頁

 

1·2第一章第二節農業半農業黃土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熔鑄而成的陜北融合文化插圖目錄：

融圖1：漢代鐵犁鏵-榆林學院陜北歷史文化博物館藏。

融圖2：米脂畫像石“單犋”牛耕圖-李林等編：《陜北漢代畫像石》，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

融圖3:米脂畫像石“雙犋”牛耕圖李林等編：《陜北漢代畫像石》，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頁。

融圖4：綏德畫像石雙犋點子牛耕圖-李林等編：《陜北漢代畫像石》，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89頁。

融圖5：舂米、搗糕的碓

融圖6：秋收脫粒打連枷。

融圖7：赤牛洼博覽館藏沒面老羊皮襖。

融圖8：赤牛洼博覽館藏氈窩子。

融圖9：周家墹百年記憶展覽館藏氈窩子。

融圖10：陜北鐵鍋燉羊肉。

融圖11：陜北旅行干糧-干爐。

融圖12：黃陵蒸面饃花。

融圖13：巴拉素尤忠亮柳把庵拱頂。

融圖14：尤忠亮宅柳把庵戶牖藝術。

融圖15：榆林小紀汗柳把庵外形和院落。

融圖16：主人向作者講柳把庵營造技藝。

融圖17：榆林掌高兔村毛樃榔類蒙古包穹窿頂。

融圖18：七星廟五脊殿單檐廡殿頂宗教建筑制式。

融圖19：七星廟腰部8面8角磚拱券蒙古包穹窿頂顯示。

融圖20：七星廟正東腰5面4角顯示。

融圖21：七星廟窯洞拱券與蒙古包穹窿式融合一磚收頂顯示。

融圖22：神木城白家四合院主庭及正房。

融圖23：神木城白家四合院主廳。

融圖24：神木城白家四合院槅扇鏤空木雕春牡夏蓮秋菊冬梅四季花。

融圖25：神木城白家四合院槅扇門忠孝傳家匾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