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蕤                 北方民族大學

雖然史學界對于黨項民族的淵源及早期居住地尚有不同意見和看法，但從唐代開始黨項遷居陜北地區的基本情況和演變輪廓還是清楚的。從通史的角度看，唐末五代以來，吐蕃崛起、回鶻西遷以及黨項控扼河套地區這三大與少民民族有關的事件極大地改變了西北地區民族格局；黨項遷入河套地區后，對于區域文化的形成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擬就黨項民族對陜北文化的影響及其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一  陜北文化的發展脈絡

什么是陜北文化？學術界有著不同的定義和討論。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情況：一是突出地域特點的限定，如呂靜認為陜北文化就是陜北地帶人類實踐活動在物質、社會、精神三大方面的投射、凝結與表現，并進一步闡述了陜北地帶不僅包括今天榆林、延安兩地，而且將東抵呂梁，南至關中北山，西接六盤山東麓，北連鄂爾多斯高原的黃土丘陵溝壑地帶均納入陜北文化的視野 。也有學者在關注陜北地域的同時，在陜北文化的定義中強調了“陜北人創造的文化”，突出了文化的主體 。在文化地理研究中，文化區一般有三種概念，即形式文化區、功能文化區和鄉土文化區（又稱感覺文化區），其中形式文化區是一種或多種相互有聯系的文化特征所分布的地理范圍 ；功能文化區則是根據政治、經濟等功能要素劃定的地理范圍；感覺文化區在于人們頭腦中的區域意識，這種區域意識是在對當地文化的感性認識中產生的。學界討論的陜北文化則多為形式文化區的概念。當然，根據晚清名士辜鴻銘的觀點，人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就是人化。因此，在考察某一文化區域時，對人的考察應成為重點。在人類學研究中，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西北漢族族群的結構可以分為二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為關中（西安）人、陜北人、秦州天水人、河西人、河湟人、蘭州人、新疆漢人。第二個層次為族群島，主要有敦煌人，以及陜南各族群 。因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陜北文化就是活動于陜北高原上的先民創造的能夠反映區域特色的物質及精神財富的總和，陜北文化的形成過程本質上是陜北人這一漢族族群的形成過程。

在陜北人這一族群的形成過程中，少數民族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筆者認為，對塑造陜北群體人格影響較大的民族應有三支:商周時的戎狄,秦漢、魏晉時的匈奴,唐宋時的黨項羌 ，加上明代漢人的遷入及漢人社會的形成，我們可以把陜北人的形成應分為四個階段：戎狄時期、匈奴時期、黨項時期、漢人時期。

追溯源頭,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有人類在陜北高原上生息、繁衍;在今橫山的石馬洼、靖邊的小橋畔等地均有舊石器或人類化石發現。在無定河邊曾發現過人類的牙齒化石,被譽為“河套人”。進入新石器時代,這一地區的文化遺存就更為豐富了,尤其是龍山時期遺跡、遺物的數量十分可觀。神木縣石峁新石器時代遺址不僅出土了精美的玉器,還發現具有一定規模的城池，足可窺見其文明之一斑 。據《國語》、《史記》、《帝王世紀》等典籍記載,這里曾是黃帝的主要活動區域。巍巍的黃帝陵如今成為海內外華夏兒女尋根問祖的圣地。張豈之先生就曾指出:“人們常說，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其實還是一種籠統的說法。如果用審慎的歷史眼光和實事求是的治史態度溯本求源的話,則應該說,陜北黃土高原才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 如是說,華夏文明是從這里升起冉冉的曙光。然而進入文明時代,這里沒有發展為華夏文明的重心而淪為“蠻夷戎狄”之域,這或許緣于距今3500年左右,北方氣侯整體向干冷向發展時,為了適應生存環境,人們不得不調整土地的利用方式,變以農業的經營方式為農牧兼營,從而畜牧業逐漸發展起來,這里就成為游牧民族所居,同時也有一部分人向南遷移。雖然目前對陜北的遠古文化面貌還了解得不夠深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它對陜北文化的萌芽、發生提供了契機。

商周時期是陜北文化的萌芽、發生時期。有熏育、犬戎、獫狁、鬼方、白狄、義渠等游牧民族在這里棲息,創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面貌。在陜北的清澗、綏德、子長、延長等地出土的青銅器,從器物造型和裝飾風格看,除了具有中原商式風格外,大都為獨具特色的鈴首短劍、雙環首刀、鹿首刀、羊首刀、蛇首刀等,有人稱之為“黃土高原”青銅文化。此外,在清澗縣李家崖村還發現了一座商代古城。據學者分析,應為當時一個方國的城池。從出土的農業工具和馬、牛、羊、豬等骨骼中可以反映出農牧相結合的文化特征。一些學者認為，這些游牧民族在這里生活逾千載,至今仍然能在陜北民俗中尋找到這些民族所留下的痕跡。一些陜北地方史志者認為陜北人喜歡穿光板羊皮襖和白顏色的服飾,頭包白羊肚手巾也成了陜北老漢的突出特征等。這種衣裘尚白的習俗和戎狄之族是分不開的。狄族信仰原始的薩滿教,薩滿教巫師以青、白、赤、黑四種顏色象征東、西、南、北四個方向,這種原始的宗教信仰后來變成部落牧民對于某種顏色的愛好心理,并從他們的幕帳、旗幟、衣飾、馬飾的顏色上表現出來,故以崇尚的顏色不同而分為赤狄、白狄等。陜北為白狄所居,這種尚白的習慣就一直深深地溶化在陜北人的潛意識之中,支配他們的心理前后達幾千年之久 。雖然我們找不到陜北人尚白與先秦民族之間嚴密的邏輯關系，但考慮到少數民族在陜北地區的浸染，做如上的推測還是可以理解的。

在周代的大分封中,陜北未列入分封之域，尚未步入“王法時代”。《史記•周東紀》載:“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候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候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笨梢婈儽北涣性谛U夷之后,處于荒服之列。周王朝還未能對之行使有效的管轄,而且他們之間時有戰事發生,其中戎狄為最,西周政權就毀于犬戎。應該承認,陜北文化是中原文化與游牧文化這一外因作用的結果,而此時的中原漢文化對陜北文化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加之這些游牧民族遷徙不定,所以很難形成一個完整的文化模式和框架來。從考古資料看,此時已有了農牧相結合這一生產方式的發展趨勢,而且這一特點注定了陜北文化此后的歷史走向和路徑。

秦漢、魏晉時期是陜北文化的大發展階段。秦統一六國之后,在此設立了上郡等行政建制，入了“王法時代” 。了強烈的輻射作用,秦政權在此修筑直道,征討匈奴,引民屯墾等,這些舉措極大地促進了民族融合的進程。漢政府則在此設立朔方刺史部,并州刺史部,密切了中央與地方間的關系�？v然如此,陜北大地也頗不寧靜。從戰國始,為了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擾,歷朝在此興筑長城,從而留下了豐富的長城遺跡,實可稱為一座“長城博物館”。然而長城沒有阻止住匈奴的侵擾,戰爭屢屢發生。匈奴族忽南忽北,在此過著游牧、射獵的生活:“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而遷徙�！薄拔阄臅�,以言語為約束�！薄捌渌�,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現在我們尚不能確認有多少匈奴族民眾活動于陜北高原，從考古材料看，今陜北北部一帶匈奴人活動頻繁 ，甚至滲透到更南的區域。

匈奴人在與漢王朝軍事對抗的同時,也接收著漢文化的教化。從陜北出土的東漢畫像石中可以看出:漢文化在此表現得較為濃厚。陜北地區所發現的漢墓數量也很可觀。陜北是匈奴族的集中區域之一,至今在陜北仍然能見到一些匈奴族的地名和姓氏,諸如呼延、赫連等。著名作家高建群先生創作的《最后一個匈奴》雖為文學作品，但故事的演繹和展開是放置在匈奴民族對陜北大地的深刻影響背景下，是具有一定的歷史依據的。

當中國歷史走進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時,陜北也卷入了這次“五胡亂中華”的大漩渦之中。這里先后為前秦、后趙、后秦、大夏、魏、周、代國等政權所統治。匈奴后裔赫連氏還在此建立大夏王朝,定都統萬,意為“統一天下,君臨萬邦�！苯裉�,這座古城依然矗立于塞北荒野之中,氣勢不減當年。這些政權只注重撕殺侵掠,搶奪財富、地盤,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以在社會經濟方面談不上什么建樹,主要以畜牧為主:“以河西水草美,乃以為牧場。” 商業,貿易,手工業則遠遠落后于中原地區,不少地方仍是“錢略不入市” 。在經濟不發達,戰亂頻繁的背景下,只能有民族融合的一條道路去推動文化的發展,其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實現對人的構建�！懊字�婆姨綏德漢,榆林女子賽貂蟬” ,不僅多倩女偉男的陜北人的體質美為人所稱道,就是他們身上的尚武、豪爽、厚道等氣質也被傳播宇內。陜北地理條件惡劣,經濟落后,然從古至今,有不少名流志士出自于此,這一點也不能不教人發思深省。

隨著匈奴民族退出歷史舞臺，陜北大地又引來了新的主人——黨項族。她對陜北文化的催生和陜北人群體人格的塑造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將在下一節對這個問題詳細展開論述。

在陜北文化研究中有一個現象很值得關注，就是在明朝之后這一地區逐漸轉變為漢人社會，應成為陜北文化及陜北人群體人格形成的第四個階段，或稱之為“漢人階段” 。經過長時期的番漢交融，漢文化在陜北地區的主導地位完全確立，或者說陜北地區演變為較為純粹的漢人社會，直到到現在。這種現象的應歸結于三點原因：由于漢文化強大的吸附能力，使得陜北高原上的黨項等民族融合于漢民族當中。明代以后，史籍不再見到有關陜北黨項的記載，留足于陜北地區的黨項民眾應該完全融合于當地的漢族之中；二是農耕業在這一地區的迅速擴張，根據呂卓民先生研究，明代陜北地區的屯墾農業，在土地墾殖方面不僅增長速度快，而且增長數額大，例如綏德衛的屯地，從嘉靖年間到萬歷年間竟增長了四倍 ；三是明朝也是陜北地區漢族人口增加時期。明初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下令“遷山西汾、平、澤、潞之民于河西，任土墾田，世業其家�！� 明朝政府在陜西進行了大規模的移民屯田活動，其中以陜北最為發達之域，一些江南民眾遷移至陜北地區：“洪武六年（1373）置綏德衛指揮司，遷江南上江之軍于其地，立屯田法以戍之�！� 通過人口遷移，不僅改變了陜北地區的人口結構，而且影響及這一區域的人情風俗，如《橫山縣志》載：“橫山地處塞上，明屬邊衛，土著居民多由晉、豫防屯而來，故社會習尚簡樸�！� 在一些地區，這一特征還表現的十分突出，如榆林城孤島文化的形成與明代的移民關系極大，一些具有移民文化的元素體現出來，如榆林小曲的形成傳入等�？傊�，從陜北族群發展以及區域文化特征的角度看，明清時期這一區域逐漸由歷史上少數民族或番漢雜居的區域演變為一個純粹的漢人社會，雖然在文化的內核中還流淌著少數民族的文化基因，但從表象或物象上看，少數民族基本退出了陜北高原，此第一個特點；第二，隨著明代人口的遷入以及農墾的開發，基本形成了與現代陜北地區相一致的人口格局和居住格局。查閱陜北地區的諸多家譜，上溯先民多記載明代時期遷入�，F有的一些村落也能追朔到明代時期；一些村落的地名也應從明代開始；第三，由于清朝蒙滿聯姻的政策，塞外不再是中央政權的威脅，邊患不再，陜北地區也逐漸失去了從秦代以來形成的邊塞特征。對陜北文化及其形成過程的討論中，我們既要關注歷史時期少民族對陜北文化基因的注入，也應該關注明代以來漢人社會的形成及對今天陜北文化格局的深刻影響。

歷史時期陜西各地所占人口比例表

西漢 西晉 隋朝 宋朝 元朝 明朝

關中 77.8% 67.2% 67.2% 65% 75% 73.9%

陜南 10.3% 32.8% 10.3% 13% 12% 6.9%

陜北 11.9%   19.9% 22% 13% 19.2%

二 黨項民族與陜北文化的源流關系

黨項民族進入陜北地區有兩個特點：

第一、從中國古代民族的遷徙路線看，不少是由北及南者。歷史上盤踞北方大漠的匈奴、鮮卑、突厥等民族無不有南下侵擾的“習慣”。然而，學術界在熱烈討論北方民族南遷的同時，往往忽視了中國民族史上的另一類民族遷徙，即由南及北者，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黨項內遷了。黨項最初居于川、甘、青三省交界的區域。著名漢學家謝和耐從經濟角度將中國民族分為四個系統：以游牧為特征的北方系統，經營山地牧業或農業的青藏高原系統，經營原始農業的華南系統，以農業或商業著稱的西域系統（還應將東北劃分為一個系統）。他將藏族人、羌族或唐古特人、嘉戎人、彝族人、納西族人或摩梭族人劃歸為青藏系列，并稱之為“山人” 。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到位的分析。黨項無疑屬于青藏高原民族系統，但黨項部族向北遷徙后，河套地區則成為黨項“顯露身手”的舞臺，并且在農牧交錯地帶建立了與宋、遼、金相抗衡的民族政權。因此，黨項內遷后，經歷了一個“北方民族化”的過程[3]。在中國民族史上，從一個西南地區的民族轉變為“北方化”的民族確不多見。

第二、黨項內遷的時間跨度較長。

根據史籍所載，從隋朝開始，黨項開始內附。如《隋書•高祖紀》載“開皇六年（586年），黨項羌內附。”從唐代貞觀末年開始，黨項民眾遷居西北的隴東及陜北地區。黨項遷徙結束于何時，學界尚無明確說法。周偉洲先生認為黨項內遷活動結束于天寶末安史之亂前 。唐代中后期，黨項因幫助唐朝鎮壓黃巢起來有功，獲得夏、宥、綏、銀、靜等五州之地，算是在河套及陜北高原“安頓”下來。此后，黨項民族還進行過一些區域內的遷徙。如筆者考證認為，北宋初期就有十余萬黨項民眾從鄂爾多斯地區遷入宋夏沿邊地帶 ，此后亦有一些小規模的遷徙。保守計算，從唐代貞觀年間到北宋初期，黨項經歷了四百余年的內遷時間。在中國民族遷徙史上也稱得上“長期跋涉”了。

如果從黨項在陜北高原居留和活動的角度看，西夏滅亡后，大部分黨項民眾恐怕居留原地，與漢族民眾融合共生，直到明朝，黨項部族才淡出史籍的記載，西夏文字也趨于死文字。因此，從唐代貞觀年間黨項內遷事實上，西夏滅亡后，大批黨項民眾居留原地，逐漸與漢人融合，黨項在陜北高原活動了700多年的歷史。其對陜北文化的催生以及陜北人群體人格塑造中的意義亦在于此。具體講，概有三方面的內容：

一是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半農半牧經濟形態。

從現代地理意義上講，現在陜北地區尤其是陜北北部地區是典型的半農半牧地區，這可以從當代中國農牧交錯圖明顯地體現出來。如前所述，這特質不僅決定著陜北民眾的經濟生活狀態，同時也陜北區域文化的走向。黨項遷入陜北地區以后，完全適應這一經濟生活，而且進一步鞏固了陜北地區半農半牧的經濟形態。

由于陜北地區山川相間的地貌特征，使得這一區域十分明顯地呈現出河谷農業和山地農業這兩種農業類型。文獻中甚至不乏夏人與宋人搶奪大理河、無定河谷等土地（侵耕）的記載，如乾順時，“常于夜間直至大理河東佳蘆境上侵耕曠地，晝則卻歸本界�！� 《宋史》卷176《食貨志》載：“葭蘆、米脂里外良田不只一二萬頃�！� 葭蘆、米脂分別為為今陜北佳縣、米脂一帶，二者處于葭蘆、無定河谷地，尤其是米脂所在的無定河中部擁有宋夏沿邊最為肥沃的土地，在當時的人口、生產條件下，其周圍有一二萬頃的廣袤土地也并非是一個小數字。北宋鄜延路經略司講：“米脂寨收窖藏谷萬九千五百余石，弓箭器械什物四千。城周圍千一百九步�！� 北宋一石相當于今76公斤，19500余石的糧食重達1480多噸，也是一個不小的數字！這也是無定河農業狀況的一個側面反映。當然，由于文獻記載極其有限，我們無法推算這些河谷地帶的土地墾殖率。

與此同時，黨項民族在陜北地區還發展了山地農業。哲宗曾言：“應見今合立界至處，并須明立封堠，內外漢、蕃各對留草地十里，不令耕種，自擇安便處修建堡鋪。” 可見宋夏延沿邊地帶農墾較為普遍。唐宋時期，陜北黃土高原呈現疏林---草原的自然景觀。黃土土質疏松，便于開墾，加之這一區域的降水相對充沛，因此吸引蕃漢民眾墾荒種植。元豐伐夏時，宋軍在沿邊地區發現許多西夏的窖藏糧食，有些便是山地所產。

山地農業的發展，農耕業的浸染，使得內遷黨項出現了定居化的趨向，這可以從其民居形式體現出來。內附前黨項部落基本以族帳為活動單位，這不僅是其社會組織的一種反映，同時也體現了他們不穩定的生活狀態。內附黨項的情況就有所不同�！堕L編》卷425，元祐四年四月戊午記載：“即至時必有西人侵逼舊地，搜羅劫掠。各家須有窖藏斛豆及木柵屋舍，何由拆移搬運。••••••所有棄地內住漢蕃弓箭手約九百余戶，散在郊野，逐家當此半年，皆有窖藏斛食，又各有土柵屋室，彼既以人馬相監，利在抄奪�！爆F在無法知曉蕃漢民眾“木柵屋舍”、“土柵屋室”的具體樣子，但可以肯定是一種定居形態。文獻中甚至有“土窟”、“土屋”的記載。如《西夏書事》卷21載：“繼世與種諤夜引兵抵其土窟中，使其弟叩門，呼曰：‘官軍大集，兄速降，否則族滅矣�！�名山使納其手，捫之少一指，信之，遂率兵數千，戶兩萬余降。” 又《西夏書事》卷18載：“夏國皆土屋，或織牦牛尾及羖犡毛為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故國中鮮游觀所�！蔽墨I中的“土窟”、“土屋”應指窯洞。宋人鄭剛中在《西征道里記》中講：“自滎陽以西皆土山，人多穴處，謂土理直，無摧壓之患。然見路旁高山多摧拆，存者尚如半掌，則土穴疑有壓者，居人當自能擇爾。” 文中的土穴顯然是指窯洞。可見宋時窯洞在黃土高原南部農業區已經較為普遍。因此，內附黨項以窯洞為居就不足為奇了。

筆者認為，不少內遷黨項就是以窯洞為居。窯洞不僅是一種民居形態，更是經濟狀況的反映。不難理解，以畜牧（尤其是游牧）為業的民族不大可能居以窯洞；只有農業成為主導產業的時候，定居才成為可能。在黃土高原木材等自然資源相對匱乏，而又處于冬季嚴寒的地帶，窯洞當然成為較為理想的民居形式。窯洞的選址多在黃土直立性較好的峁墚地區（山地），實際上與宋夏沿邊地帶大規模山地開發的歷史背景相一致，以致黨項在陜北地區的經濟方式發生了重要轉變，誠如北宋邊臣龐籍曾講：“且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稼為事，略與漢同�！�

二是對陜北人群體性格的塑造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

如前所述，學者們在對當代中國漢族族群的研究中，往往把陜北人作為西北地區的獨立的漢族族群列出。在人們的日常交往中冶有這樣的感覺，就是陜北人的性格的確具有一定的區域特質�，F在的問題是，這樣的性格特點是如何形成的？筆者以為其中的一個重要推手就是黨項民族的融入。首先內遷黨項與漢人雜居現象十分普遍：“（李師中）嘗出鄉亭，見戎雜耕，皆兵興是入中國，人藉其力，往往結為婚姻，久而不歸�！� 范仲淹也注意到陜北地區番漢交融的現象：“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番漢之人頗接近。” 宋代，陜北等地區番漢雜居，即使是少數民族部族也有生熟戶之分。宋臣宋琪曾言：“臣頃任延州節度使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蕃落，然常令蕃落將合斷公事，歲無虛月，我夷之事，熟于聞聽。大約黨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遏寇略者，謂之生戶�！� 宋琪是北宋初期人，因此文獻中的生熟戶應是北宋早期的情況，隨著民族交往的加深，最終結果是無論生戶還是熟戶基本融入陜北地區的漢族當中。其次就是文獻所講的通婚。這一點也可從近年來陜北地區出土的黨項墓志中體現出來。例如陜西橫山縣出土的拓跋守寂墓志中記載其母親“親太原郡太夫人王氏，居婦則智，在母能賢，秉義申黃皓之詩，均養布鸤鳩之德。”從姓氏看，其母似為漢族 �？梢姀狞h項內遷陜北之始就有番漢通婚的現象。當然墓志反映的是黨項上層貴族的婚姻狀況，對于普通黨項民眾而言，在番漢雜居的背景下，更不會關注出身、門第的因素，番漢通婚的現象也應為普遍現象，只是史籍闕載罷了。此外，還應有一些黨項民眾直接改姓漢姓，從服漢俗，最終于漢人別無二樣了。不管哪一種融合、同化方式，結果匯聚到陜北人族群的形成這一點上來，形成了陜北人鮮明的性格特點。如果我們對比現代陜北人與黨項民族之間的性格差異，不難發現其極大的相似性。現在陜北人一般給人倔強好強、勤勞簡樸、豪爽正直、尚義善良的性格特點 ；而元代黨項人余闕在《青陽集》中是這樣描述黨項人的性格特點的：“其性大抵質直上(尚)義,平居相與,雖異姓如親姻。凡有所得,雖簟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朋友。朋友之間有無相共,有余即以予人;無即以取諸人,亦不少以屬意�！绷碓�人吳海在《聞過齋集》卷1《送王朝州序》中也講到西夏剛直守義的性格特點：“世祖以其（黨項）人剛直守義，嘉之，賜姓唐兀氏，俾附國籍，次蒙古一等。”這種性格特點在陜北地區的某些區域表現尤為典型。例如陜北橫山縣高鎮一帶至今存有尚武的習俗；從歷史上看，橫山一帶的民眾具有極強的反抗精神，隋代義軍梁師都、唐代拓跋李氏家族、明代李自成均出自橫山這塊土地。這些特點無疑收到黨項民族尚武尚義、寧折不彎這一傳統的深刻影響 。周偉洲先生也曾指出，由于陜北漢族與雜居的各種民族長期的交往、融合，故今天陜北漢族在相貌、習俗、性格上均與關中漢族有一定的差別，其原因就在于茲（番漢融合）。

三是長期處于局部統一的政治狀態，有益于區域文化的整合。

與其他陜北地區活動的少數民族相比，黨項民族表現出兩個基本特點：

第一點是黨項民族把陜北高原當做第二故鄉和根據地。在黨項遷移過程中，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從“客人”到“主人”的轉變過程，“客人”的含義是指黨項民族是作為外來遷移民族進入陜北地區的，而“主人”則是指遷移后的黨項民族全面徹底第融入了陜北地區的區域社會 。李繼遷、李德明均在陜北出生，這一點在文獻中亦有反映。當李繼捧向宋朝獻上五州之地后，李繼遷對他的謀士張浦和弟弟繼沖講：“吾祖宗服食茲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視一方。今詔宗族盡入京師，死生束縛之，李氏將不血食矣！奈何？” 這段話不僅表明黨項李氏貴族包保留著先祖們從西南地區遷入陜北的記憶，同時認定陜北地區是其得以發展壯大之地，不可輕易放棄。十余年之后，當李繼遷上表宋朝以“討回”夏州時的一段話將對陜北地區故土之情完全表露出來：“夏州荒土，羌戶零星，在大宋為偏隅，于渺躬為世守。祖先靈爽，應戀首丘；明發私懷，敢忘宗土？” “州故地，先業留遺，拓土展疆，是誠在我�！� 的情感表達在李氏其他貴族成員也有表達，如李繼沖講：“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請乘（趁）夏州不備，殺詔使，據綏、銀，可以得志�！� “淳化中，保吉納款，議者以保吉懷戀父祖舊基，別無他望，授以銀州觀察，冀滿其意。” 李繼遷另一弟繼瑗也曾講：“銀、夏累世經營，祖宗靈爽，實式憑之。今恢復未久，遽而遷棄，恐擾眾心�！� 這些言論雖然不排除在與宋朝進行政治較量中權宜之計的可能，但共同表達出對陜北這塊故土的珍視。因此，把陜北當作黨項民族的第二故鄉毫不為過。

第二點是黨項民族在此建立了割據政權和后來的西夏王朝，使得陜北高原長期處于局部統一的狀態。陜北大地是古代游牧和畜牧民族活動的歷史舞臺 ，不少少數民族駐足于此，匈奴、鮮卑、突厥、吐谷渾等民族均對此有著較深的影響，甚至在從隋朝到唐代前期在陜北地區聚居著大量的稽胡和羌族 。不少少數民族政權統轄的范圍也囊括了陜北地區，例如南北朝時期匈奴民族建立的前趙、大夏、羯族建立的后趙、氐族建立的前秦、羌族建立的后秦等政權均控制過陜北地區。但這些民族政權要么統治時間短暫，走馬燈似移位更迭；要么戰事頻仍，以軍事政權的形式維系表面上的控制，而從唐代的定難軍節度使到西夏王朝的建立，真正的實現了對陜北地區的局部統一，而且這種統一的局面達到近400年的歷史。而這種統一有益于陜北地區文化上的整合 ，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進程和農牧并舉經濟形態的鞏固。事實上，清朝史家對這一點的認識也十分清楚：“蓋夏雖未稱國，而自王其土久矣�！薄爱斒菚r，中原鼎沸，闡帝圖者，八姓十三君；郡邑瓜分，秉節旌者，九州數十州主。閭閻多誅求之困，行間切鋒刃之尤。獨銀、夏、綏、宥、靜五州，兵不事爭戰，民不睹金革，休養生息，幾及百年。西夏之昌，早基于此” 正是在五州割據的歷史背景下，休養生息，這塊土地上的民眾呈現相對穩定的狀態，陜北人族群的形成才成為可能，共同文化品格和群體人格才能得以體現。

總之，在經歷商周至唐宋的震蕩和嬗變之后,隨著西夏政權的滅亡以及明代漢人的遷入和滲透,陜北群體人格基本上被塑造起來,最終形成了自己的精神方向、生活態度、人生信仰、行為模式、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情感態度以及心理機制和心理更深的層面,形成了較為鮮明的特點。當然，在陜北地區的內部，群體人格尚有一些細微的差異，例如橫山人粗狂不拘小節、勤勞不善商業、耿直不喜隱忍、聰慧不好合作、尚義不乏抗爭的特點與周邊縣區的民眾有所不同。這些陜北地區內部差異性的問題很值得我們去思考和探索。

三 陜北地區在國史上的地位

30多年前，著名歷史學家譚其驤先生曾寫過一篇《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的文章，梳理了山西在中國歷史上的貢獻和作用，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要點：一是山西在史前時期的一個文化中心；二是少數民族活動的舞臺；三是分裂時期割據中心；四是明清時期晉商的崛起等。   事實上，陜北地區和山西在地理位置上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同屬于晉陜高原，因此山西在國史上的一些突出意義在陜北地區也同樣具有，例如割據時期的民族政權的建立，民族融合等等；但二者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陜北地區基本不具有明清以來晉商崛起的條件和氛圍。梳理歷史，筆者以為陜北地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的特點：一是民族融合的“大舞臺”；二是中原政權的“北門戶”；三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水”。

梳理陜北地區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幾乎每一個中國歷史舞臺“亮相”的北方民族都涉足過陜北地區，從商周時期起，鬼方、獫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盧水胡、鮮卑、羌、氐、突厥、黨項、女真、蒙古、滿等少數民族先后以戰勝者的雄姿，走上這塊歷史舞臺；藏族、吐谷渾、契丹、沙陀甚至西域胡族也曾活動于此，并建立了民族政權。地理位置和地緣特點決定了陜北地區成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權之間的“繩結地帶”，任何一方控制斯地都有向北或向南推進的可能。翦伯贊先生在《內蒙古訪古》一文中指出，內蒙古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活動的大舞臺，呼倫貝爾是北方游牧民族梳妝打扮的“后臺”。而河套及陜北地區則一定為北方游牧民族梳妝打扮的“前臺”，值得注意的是，黨項、藏族、羌族不屬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序列，但其活動于陜北大地并留下深深的印痕，這足以說明對于少數民族而言，這塊土地具有更強的吸附性。同時，陜北地區梳齒狀的河谷地帶成為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所有這些特點歸結起來匯聚成少數民族（不光北方游牧民族）活動的“大舞臺”。如果要考察民族融合歷史演進，恐怕再沒有陜北地區這樣的具有典型意義的“標型器”。

如果我們站立在中原政權的角度來審視陜北這塊土地的話，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從秦漢以來這里進入“王法時代”直到明代，在近2000年的時間里，這塊土地充當著中原政權“北門戶”的角色。戰國魏、秦、隋、唐在此修筑了長城，即使是唐、宋等修筑長城的時代，中原王朝也十分看重陜北地區“北門戶”的防御地位，宋代在此修筑了大量的城址堡寨，同時也在此投入大量的軍力、物力以防御黨項的南侵。尤其在以長安為首都的中原王朝時期，陜北地區“北門戶”的地位更為凸顯。例如唐長慶四年(824)，李彝為朔方節度使，在蘆關建造城防，以護寨外。蘆子關也稱蘆關和蘆關嶺，位于陜西靖邊縣天賜灣鄉池河村與安塞縣接壤之處。若失去陜北屏障，北方胡人可直指關中，長安危矣！從這個意義上講，唐設立的定難軍節度使一方面發揮了羈縻胡人、穩定異族的功效，另一方護衛了唐朝北部邊防的安危。正是由于陜北地區充當“北門戶”的角色，因此其邊塞文化特征十分明顯。歷代文人墨客在描寫這塊土地的詩文中無不突出這一特點。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隨著神木石峁遺址考古工作的開展，一些新考古資料和發現的公布，使得學界尋求中國文明起源的目光再次聚焦陜北大地，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從距今5000年到4000年這一時段里，陜北地區成為發生中華文明曙光的重要源地，是為中華文明的“源頭水”，這一點也基本為學界所認可。通過本文對陜北文化發展演變的梳理，發現這一區域往往和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聯系在一起，而對這些歷史線索或歷史蹤跡的發現，又與地方史研究密不可分。因此有必要對陜北地方史進行重新的認識和評估。黨項史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陜北地區尚有不少有形的和無形的黨項文化的“密碼”有待我們去破解，這不僅是陜北地區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職責，也是主流學術界應該拓荒的重要領域。

注：楊蕤，北方民族大學文史學院院長、教授。本文系橫山縣政協2015年8月舉辦的黨項史跡與陜北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之一。

（推薦者：橫山縣政協    作者聯系方式；13469510201      fdldyr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