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紀元  整理

杜斌丞，原名丕功，1888年5月10日（農歷三月三十日）出生于米脂縣城隍廟灣3號，父親杜自敏，有子四人，斌丞排行第三。1895年，杜斌丞入本城私塾讀書；1906年，進綏中學堂讀書；1907-1911年，在三原宏道書院學習，受到主講朱佛光民主革命思想陶冶；1913年，在北京高等師范史地攻讀。在此期間，他認識到中國歷經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國，但并沒有改變封建落后制度和半殖民地性質。于是便開始與崇拜信仰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清澗人惠有光頻繁接觸，主張除了聯絡各方武力，參加反北洋軍閥的戰斗外，還應從培養人才出發，積極倡導教育救國，御外強國。1917年7月畢業后，應陜西教育廳及榆林道尹王健之聘，抱著熾熱的教育救國宏愿，立志“開拓新的處女地”，“開創陜北教育史上的一代新風”，毅然返回陜北榆林中學，擔任教務主任兼史地教員。是年，任榆林中學校長。

二

1917年至1921年，姬伯雄、謝子長、劉志丹等相繼考入榆林中學，受到了杜斌丞進步思想熏陶。1921年底，在杜斌丞的支持下，榆中學生罷課3天，在校內外集會，抗議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罪惡行徑。1922年夏，杜斌丞又支持李子洲等人進行聯名請求，使陜西當局把第四師范設在綏德。在榆中任校長期間，杜斌丞團結師生，以振興中華，“舍我其誰”和“力挽狂瀾”的革命精神，激勵同仁，推進德、智、體并重的辦學方針，對新文化潮流、馬列主義學說兼收并蓄，推崇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為國家造就人才。還選聘共產黨員魏野疇、李子洲和進步人士李鼎銘等執教。多方籌集經費，擴建校舍，購買圖書儀器等，改善辦學條件。陸續培養出劉志丹、謝子長等一大批革命志士。他無私奉獻，克勤克儉，自俸月薪50元，而給優秀教師支付150元。他借回家機會，廣泛聯絡有識之士，熱忱支持創辦陜西省第四師范、延安第四中學、米脂三民二中等學校。

1922年，堅持5年之久的反抗北洋軍閥統治的陜西靖國軍，終于失敗解體。第三路一支隊司令楊虎城，為了保存西北“革命火種”，一面護送總司令于右任前往廣州，向孫中山請示，一面率領所部數百人馬，拒絕北洋軍閥收編，沖破重重阻力，轉戰千里，來到陜北榆林一帶，暫駐陜北鎮守使井岳秀防區，改編為陜北鎮守使署步兵團。

對于這種虎落平川、寄人籬下的生活，楊虎城倍感惆悵、苦悶。仲冬一日，楊虎城慕名拜訪了杜斌丞，兩人一見如故。杜斌丞對楊虎城擁護孫中山，堅持靖國軍旗幟，反對北洋軍閥的立場十分贊賞，對楊目前的處境表示同情，對他的下一步打算也甚表關切。此次拜訪，楊虎城對杜斌丞的人品、學識和眼界十分欽佩，相見恨晚。杜斌丞還向楊虎城講述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歷數了晚清皇帝、袁世凱北洋軍閥、八國聯軍等給中國帶來的災難，講述了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和蔡元培的學術思想，分析了靖國軍失敗的原因，介紹蘇聯十月革命，贊揚了工農革命等。杜斌丞還向楊將軍建議，要革命就必須建立訓練有素、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軍隊。杜先生的知識和見解使楊虎城大開眼界，受益匪淺，仿佛在沙漠中看到了“綠洲”。

楊部在陜北經過一段時間休養和訓練后，軍政素質大大提高，實力日益增強。不久，井岳秀部下趁機煽風點火、制造謠言，聲稱“楊虎城來意非善”，致使井岳秀對楊虎城心存戒備，生怕楊虎城羽毛豐滿后鳩占鵲巢，喧賓奪主。當時在榆中的杜斌丞得知此情后來到井府，委婉向他作解釋說：“虎城有虎氣，胸有大志，非池中之物。虎城只是暫退于此，對陜北這個地荒民貧的小地方，他未放在眼里�！本�岳秀一貫相信杜斌丞的為人，方才消去疑慮。楊虎城知道此事后，深為感動地說：“真正知我者斌丞先生，真正助我者斌丞先生。斌丞先生，真乃陜北人杰�！�

1924年10月，馮玉祥等人發動北京政變，趕走溥儀，成立國民軍，井岳秀擎旗響應，就任陜北國民軍總司令。杜斌丞通過分析形勢，權衡利弊，極力鼓勵楊虎城抓住時機，順應潮流，順乎民意，揮師南下，返回關中，驅逐軍閥劉鎮華、吳新田出陜。杜斌丞從中斡旋，說服井岳秀授予楊虎城為陜北國民軍前敵總指揮。1925年初，楊虎城終于率部浩浩蕩蕩進軍關中，告別了他近3年之久的塞上蟄居生活。

1925年10月，杜斌丞組織了陜北第一次中小學運動會。同年秋，離榆外出考察，指定孫逾生代理校長。這時榆中第二次鬧學潮，斗爭矛頭直指軍閥井岳秀。1926年，榆中第三次鬧學潮，杜先生聞訊回榆中，平息了這次風波。1927年春，杜先生受大革命影響，不滿榆林鎮守使井岳秀的軍閥統治，與地方當局矛盾激化，辭去榆中校長職務。辦學10年，功績卓著。

1926年底，米脂縣的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積極倡議興辦中學，杜斌丞極力贊助和熱情支持，通過杜斌丞先生的積極活動，取得榆林鎮守使井岳秀的同意后報經西安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部、省教育廳立案，在米脂興辦中學，經杜斌丞先生推薦，由杜立亭擔任校長，于1927年4月13日成立"米脂縣立初級中學"，開學時舉行了開學典禮。1927年下半年，井岳秀將"米脂縣立初級中學"改名為"三民第二中學"。直至1929年7月因井岳秀停止撥款被迫停辦。這一期間，三民二中培養造就了一大批革命人才，其中有劉瀾濤、馬文瑞、常黎夫、張漢武、朱敏、尤祥齋等。

三

1927年2月，杜斌丞作為陜北各界人士的代表，赴西安參加了“西安解圍”慶祝活動和陜西各界舉行的追悼李大釗大會，出席了馮玉祥的軍事擴大會議�！八摹ひ欢�”事變后，杜斌丞對國內政治有了清醒的認識：“中國革命的前途取決于人民大眾的崛起，而人民大眾的崛起，完全依賴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從此，自覺“站在長城線上”，擁護共產黨，至終信守不渝。同時通過關系將自己的長子杜鴻范和榆中進步學生送往神木高志清部，使他們參與了“神木兵變”活動。同年，杜斌丞離開西安，取道山西到武漢、南京、上�？疾煺�情，后到天津。

1928年至1930年，杜斌丞寓居北京，與楊虎城一道參加恭謁孫中山靈柩典禮。除協助勘測陜西水利事業，賑濟陜北災民等活動外，精心讀書，研究國事。期間，河北省主席徐永昌邀請他出任職務，被他以“道不同、不相為謀”為由婉言謝絕。同年夏，劉瀾濤、張德生、馬濟川等被捕關押，經杜先生營救出獄。

1930年秋，愛國將領楊虎城擺脫重重困境，率其部十七路軍由豫返陜，主持軍政，就任陜西省政府主席，統帥千軍萬馬，掌握著省府大權。但他不忘昔日患難時的知己，迷路時的指路人，立即電邀正在北京的杜斌丞先生回陜共事，協助自己決策軍政要事。具有強烈愛國熱情的杜先生，即刻應邀返陜。自此，杜先生便以省府“高級參議”的身份成為楊虎城將軍的重要決策者，與楊虎城開始了合作共事的新時期。在楊虎城同蔣介石對西北地區展開激烈的控制與反控制斗爭中，杜先生以一名政治活動家的恢弘氣魄和卓越的斗爭藝術，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回陜后的楊虎城，對蔣介石姑息遷就日軍侵華行動以及糾集10萬大軍“圍剿”江西紅軍、排除地方異己勢力、控制分化抗日愛國軍隊等行為十分反感，擔心十七路軍今后的前途。杜斌丞以政治家的目光和胸懷，縱觀全局，向楊虎城建言：“一個楊虎城，一支十七路軍，斗不過蔣介石，遲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聯合，進而促進南北（西北軍與紅軍）大聯合，才能對付蔣介石，十七路軍才能有所作為。”這就是杜斌丞的“大西北主義”，他把這些主張概括為“回漢一家，陜甘一體，打通新疆，結好蘇聯，南北團結，反蔣救國，抵御日寇”。這一戰略主張，獲得了楊虎城和孫蔚如及其決策圈內人士的贊同。

杜斌丞出任楊部總參議期間，為了使十七路軍避免重蹈覆轍，他經常提醒各級將官“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道理，尤其在陜西遭旱災之際，建議聘請水利專家李儀祉出任省府委員兼建設廳長，興修“三惠渠”水利工程。

杜斌丞是“大西北主義”的倡導者。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于1931年7月，以潼關行營高級參議身份，冒著生命危險，親臨甘肅等地，同地方實力派建立關系。同年11月，直系軍閥吳佩孚由四川竄入蘭州一帶，企圖與甘肅保安司令雷中田勾結，陰謀進取陜西，被杜斌丞入甘后一舉粉碎，“定西”一戰，殲敵4個師。眾軍閥很快脫離了保安司令，積極響應陜軍。孫蔚如在甘肅任宣慰使后，杜斌丞任宣慰使署秘書長，開始共同治理甘肅軍政。孫蔚如入蘭州后，杜斌丞總理甘肅政務，給楊虎城發電提出穩定政局、統一政令的十條措施。這十條措施是：一、豁免苛捐雜稅；二、嚴格用人；三、規定文官俸給；四、清理財政；五、考察政治；六、實行清鄉；七、遴委縣長；八、取消閑散機關；九、改組前府；十、籌辦營業稅。

1932年4月，蔣介石覺察到楊虎城、杜斌丞搞“西北大聯合”活動后，十分不滿，免去了楊的潼關行營主任之職，并任命邵力子為甘肅省政府主席；任命杜斌丞為秘書長職務時，杜斌丞堅辭不就，以腿病為由住進蘭州天主堂醫院。蔣介石限制楊虎城在西北的活動，蔣、楊之間矛盾日益尖銳。此時，正在蘭州的杜斌丞審時度勢，回到陜西為楊虎城擬定了暫讓出陜西于蔣，以麻痹其西顧之心。十七路軍指揮部移駐蘭州，分兵于甘、寧、青三地。孫蔚如率十七師駐新疆，這樣，軍跨四省，可為它日之革命根據。但不久，因時局動蕩不定，杜先生的這一方案因種種原因未能實現。這年，劉志丹任甘肅軍閥蘇雨生旅的團長，駐旬邑職田鎮集結失散革命人士，打擊當地豪紳。引起了豪紳的恐懼和仇視，他們借機煽動蘇雨生，說劉志丹是共產黨。蘇雨生在彬縣繳了劉志丹的槍，將他扣押在牢房，聲言要殺他。

杜斌丞獲悉后，立刻致電十七路軍總部，申述事因真相，并對蘇雨生說：“劉志丹是我的學生，你們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就各走各的路，扣押他干什么？”同時，親自去彬縣，督促蘇雨生釋放劉志丹。經杜先生竭力營救，劉志丹被釋。杜斌丞解囊相助，贈他銀幣50元，手槍一支，鼓勵他增強信念，堅持革命。自此，劉志丹領導建立了紅二十六方面軍和陜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

同年底，紅四方面軍由鄂豫皖蘇區西進至陜南、川北，開辟川陜邊區革命根據地，蔣介石便把陜南的嫡系胡宗南師和駐天水的孫蔚如部對調。從此，楊虎城的勢力全部退出甘肅，被推到“剿共”前線與紅軍交戰。在這嚴峻關頭，杜斌丞高瞻遠矚，指出這是“一石三鳥”的陰謀，建議楊虎城、孫蔚如不可上當，果斷提出“聯共、反蔣、抗日”的主張，得到楊虎城、孫蔚如的贊同。杜斌丞親自舉薦孫蔚如部參謀武志平（共產黨員）擔任“秘使”，出使川陜邊，與紅四方面軍取得聯系。

當時正在漢中孫部的武志平，接到楊虎城要他“佐理孫軍長，努力工作”的親筆信，經請示黨組織同意，便于1933年5月11日，懷揣著孫軍長親筆書寫的給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的“綾書”，攜帶一些軍用物資和藥品，秘密到達紅四方面軍總部。6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發出宣言，即在停止進攻紅軍、保證人民民主權利、武裝民主三個條件下，愿意與國民黨停戰議和、共同抗日。為此，杜先生立即響應，與武志平等人多次交換意見，分析形勢，準備建議楊、孫同紅軍打通關系。在杜先生的大力協助下，十七路軍駐漢中部隊與紅四方面軍訂立了“互不侵犯”的協定。

1934年秋，杜先生與劉志丹、李象九商定，把黃龍山區的進步武裝交李象九率領，進駐甘肅慶陽，與被收編的綏西二團騎兵會合，作為甘陜蘇區的外圍。后來該部經劉志丹派軍接應進入蘇區編入紅二十六軍。

1935年夏，張學良率東北軍開進潼關，由于內部原因，張與楊產生矛盾，甚至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蔣介石借機利用矛盾，使雙方互相牽制。杜斌丞識破此陰謀后，當即向西北軍和東北軍提出“聯合則生，分裂則亡”的建議，并主張“西北人民要支持東北軍打回老家去”。這一主張獲得兩軍將領的普遍響應，從而促成了張、楊的合作共同抗日。在東北軍的地下共產黨員劉瀾波說：“真正首先主張東北軍、西北軍團結抗日的是杜斌丞�！�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12月5日，毛澤東、周恩來選派曾在十七路軍從事過黨的地下工作的汪鋒，帶著給楊虎城、杜斌丞、鄧寶珊三人親筆信前往西安，爭取東北軍、西北軍與紅軍共同抗日。在信中，毛澤東贊譽杜先生為“西北領袖人物”，“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朋友”。汪鋒到達西安后，把信交給楊虎城，并來到湘子廟街杜斌丞家，轉達了毛澤東、周恩來對他的問候，杜斌丞激動不已，并向汪鋒詳細介紹了十七路軍目前發動陜南戰役“破壞”互不侵犯協定，警備三旅旅長、中共黨員張漢民被紅二十五軍錯殺后，對紅軍產生懷疑的跡象。杜斌丞表示，堅決擁護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愿意對十七路軍和東北軍高級將領做工作，盡力促進西北地區聯合抗日局面。經過杜斌丞從中斡旋，終于使楊虎城消除了對紅軍的疑心，談判進行得很順利。后來，楊虎城干脆把十七路軍與中央紅軍聯絡之事全權交由杜斌丞負責。1936年8月13日，黨中央又派張文彬到西安建立紅軍聯絡站，攜帶毛澤東給杜斌丞的親筆信。在信中，毛澤東講道：“大好河山，危險萬狀�！�…弟等一再呼吁，要求全國不分黨派，一致團結御侮，一年以來成效漸著�；⒊窍壬�同意聯合戰線，但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時機已熟，正抗日救國切實負責之時，先生一言興邦，甚望加速推動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華北救中國之偉大事業，愿與先生勉力……�！倍疟筘┛戳诵藕螅�即刻建議楊虎城委派張文彬為西安綏靖分署秘書，幫助張文彬在西安建立紅軍聯絡站，在通往陜北的沿途要卡，設立了秘密聯絡點，使陜北中央紅軍和楊虎城十七路軍之間的聯系渠道通達暢順。從此，楊虎城向陜北送去大批物資和補給品，聯共抗日步入實質階段。

四

1936年12月，杜斌丞為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起了牽線搭橋、掃除障礙的作用。期間，杜斌丞向楊將軍建議，“三方聯合，紅軍為首，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團結各方愛國人士”。杜斌丞受楊將軍之命，就任政治設計委員會和陜西省政府秘書長，代表楊虎城多次參加由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三方聯合召開的重要會議。作為一方代表的杜斌丞積極周旋促進，并協助張、楊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在政治、組織、民政和穩定局勢等方面處理了大量復雜而棘手的問題，為鞏固三位一體局面做了不懈努力，表現出了識見超卓、韜略恢弘的政治家風度，受到各方人士稱贊。周恩來在西安期間，多次與杜斌丞在大谷莊單獨晤談，交換意見。交談中，杜斌丞表明了自己堅決“跟共產黨走”的心跡。

蔣介石被扣后，一時間古城一片“殺蔣”之聲，政治設計委員會內部主張不一，意見莫衷一是。杜斌丞力排非議，主張要聽聽中共代表的意見后再作決定。周恩來講了中共“逼蔣抗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后，杜斌丞當即說：“共產黨站得高，看得遠。”在12月23日政治設計委員會議上，杜斌丞極力主張要有“具體保證”才能放蔣，說出了楊虎城的心里話。張學良親自送蔣回南京，杜斌丞得知后，不無遺憾地說：“竇爾敦放黃天霸，黃天霸不放竇爾敦�！惫�然，張學良一到南京，就被監禁起來，關押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拔靼彩伦儭焙螅�杜斌丞擔任改組后的陜西省政府秘書長，主持日常事務，推行張、楊的“八項主張”。

1937年6月28日，楊虎城被迫出國，杜斌丞去機場為他送行。爾后，按照楊將軍“守住十七路軍的這個攤子”的囑托和與共產黨人合作的建議，為十七路軍的生存、發展和進步，與十七路軍的將領們多次商討，研究如何鞏固建設和教育部隊等一系列問題。他一再叮嚀孫蔚如要領導好新改編成的三十八軍，加強與共產黨之間的團結，堅持抗戰到底，不要辜負楊將軍的期望，要做“保衛國家的軍隊”，不做“害民的土匪”。

“七·七”蘆溝橋事變后，楊虎城將軍舊部先后走上了抗日前線。杜斌丞又去前線看望部隊，鼓舞官兵的抗日士氣。他還利用關系使大批共產黨員進入這支部隊，成為骨干。后來，這支部隊在趙壽山等人的領導下，先后起義，加入人民軍隊行列，有了一個光明的前程。

五

1938年，蔣介石派胡宗南登門拜訪杜斌丞，許以軍事委員會參議的頭銜，被他斷然拒絕。是年秋，蔣介石令嫡系蔣鼎文取代孫蔚如，杜斌丞遂辭去陜西省政府秘書長職務，任省政府委員，還將自己女兒杜瑞蘭由西安送到延安參加革命。同年，河南遭災，災民涌向陜西。經杜斌丞建議，省政府建立墾務委員會，使災民生產自救。1939年1月，米脂織女渠千余民工選派代表赴省城請求撥款，有關部門不僅不予支持，反而要以“擾亂社會治安”為罪抵押代表。杜聞訊后，立即出面周旋，終于救出民工，爭取到資金，修通了織女渠，使綏米無定河川變成水地。

1940年6月，杜斌丞斷然宣布與國民黨政府斷絕關系，深居簡出，精讀毛澤東著作。

1941年，他第一次赴西南，到桂林、重慶，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和“民主政團同盟”組織。

1943年，根據周恩來建議，杜斌丞和楊明軒促使《秦風日報》、《工商日報》改成聯合版，使之成為西北民盟總支的機關報。第二年，受周恩來委派，前往昆明、成都等地進行抗日民主活動。10月，與楊明軒等人成立民盟西北總支部籌備委員會，發展盟員1000多人，遍及陜、甘、寧、青及晉南地區。

1945年，蔣介石在重慶一再接見杜斌丞，并許以軍事委員會顧問的高官，都被他斷然拒絕。2月，杜斌丞參與成立了民盟西北總支部。同年10月，民盟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杜斌丞被補選為民盟中央委員和中央常委，兼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為了宣傳民主，推動工農、婦女等群眾運動，他編輯出版了《新婦女》雜志。

1946年1月，杜斌丞以民盟代表團政治顧問身份參加了舊政協會議。2月8日由渝返陜，在《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發表談話，表明他決心為中國早日實現民主政治斗爭到底，并揭露國民黨當局對實施民主憲政的險惡用心，指出：“今日之世界和中國民主潮流正洶涌潮湃，沛然莫之能御，只要大家一致促進民主憲政之實現，誰也阻止不住�！彼�在談話中還要國民黨政府釋放張、楊，實施憲政。這一公開宣言，社會反響強烈。5月15日，當李公仆、聞一多被暗殺的消息傳來，杜先生痛斥國民黨特務罪行，大聲疾呼：“李公仆、聞一多代表的是真理，強權不能毀滅真理！”蔣、胡對之嫉恨更深，該報被封。６月，杜先生遭國民黨軟禁。期間，馬文彥從重慶回西安，向杜先生轉告周恩來的話，要他盡快離開西安。杜先生從容地說：“我年已六十，死不為夭，誓為民主奮斗到底。”1947年3月20日，胡宗南派兵將海洛因放在杜斌丞枕下以“搜到毒品”為罪名，誣陷他并將其逮捕。在獄中，敵人威脅利誘，但他不屈不撓。頑敵技窮，以法西斯手段將他囚禁，他依舊巋然若素，將生死置之度外。他在敵人的法庭上和監獄中英勇斗爭，慷慨陳詞，公開宣布：“民盟的政策是同共產黨合作，以求達到和平統一的目的。”并嚴正指出，“內戰之爆發，應由國民黨負完全責任。”當他聽到解放軍威逼潼關的消息時，興奮得徹夜不眠，隨即作詩一首：

人恨秦暴虐，群望漢錦旗。

我有擎天手，與予以為期。

10月7日凌晨，國民黨竟然在西安玉祥門外護城河畔，對杜斌丞先生等11位革命者下了毒手。這是繼昆明李公仆、聞一多血案，咸陽李敷仁、王任血案之后又一宗震驚全國的對著名愛國人士的政治謀殺案。這一樁血案的罪魁禍首是蔣介石，劊子手是“西北王”胡宗南和“全陜戒嚴司令”祝紹周。

1948年10月7日，陜甘寧邊區各界在延安舉行了杜斌丞先生殉難一周年大會。毛澤東親書“為人民而死，雖死猶生”；周恩來稱贊他“是一位堅貞的革命戰士，是魯迅式的共產黨人，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奮不顧身地斗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那激昂慷慨的維護民主的言論，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無畏精神，蔣介石害怕他，人民需要他，他生的偉大，死的偉大，正氣磅礴，足可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