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紫垣

    胡景鐸，陜西富平縣莊里鎮人，是西北革命先烈胡景翼的六弟。他童年跟隨長兄過著軍營生活，十三歲遠離北方到蘇州東吳大學附中讀書。  “九一八”事變后，投入了學生抗日運動，參加了到南京請愿的壯闊行列。不久后，回到陜西組織抗日義勇軍。當他的活動被當局阻止后，他率領一批青年學生到古北口正在進行抗日斗爭的關麟征部隊，那時他才十八歲。

賣國的“何梅協定”簽訂后，這群熱血愛國青年發憤地從那里走開�？箲痖_始，他從國民黨軍官學校訓練回來。1938年夏，任高桂滋部十七軍野戰補充營營長，帶兵途經富平時，中共富平縣工委書記邵武軒將四十多名義勇軍青年交給他，同時派師源，劉茂坤進入該部工作�？谷諔馉幹校�他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極為不滿，在前線堅持抗戰，因此被上級調離。他對地下黨員劉茂坤友誼深厚，親如手足，采納劉的建議，在部隊建立士兵委員會，開辦圖書館，教唱革命歌曲，實行三民主義，不打罵士兵。在與共軍接觸中，不搞磨擦，還常聯歡，互派干部參觀學習，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熱情接受共產黨的主張，為革命事業奮斗終身起了重大作用。

    1944年春，他任十七軍二五二團團長，率部駐防甘肅固原，因對其師長任子勛忠實蔣介石和封鎖邊區的政策不滿，謁見軍長高桂滋，勸其與共產黨建立友好關系，遭高拒絕，告假還鄉，在關中一帶重新組織軍隊。1945年初到陜北，任陜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宮。  （指揮宮兼二十二軍副軍長胡景通，是他的五哥），駐防橫山波羅一帶。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積極行動，準備進攻解放區，對內削除異己，縮減雜牌，擴充嫡系，并向雜牌部隊大量派遣特務，進行監視，企圖最后取代他們的權力。這些行動引起了以胡景鐸為首的駐陜北國民黨官兵強烈不滿。他們逐漸認識到跟著蔣介石不是被蔣吃掉，就是充當蔣的炮灰，或被解放軍消滅。要想生存，只有起義，向人民靠攏，跟共產黨走，堅決起義，把部隊拉向解放區。適有久別好友師源同志由綏德來波羅相會，交談后，讓師源向習仲勛首長匯報，向黨匯報，要求黨派人進來，協助作好起義準備工作，確定聯絡人員及聯絡辦法。師源返回匯報，習仲勛首長和綏德地委共同研究，根據胡的要求，西北局先后給胡部派進去三十多名同志，并提供槍支、彈藥和活動經費。這些同志陸續進入胡部，下到各個連隊，有的當兵，有的當班長、排長，從不同角度，向士兵和連排軍官作工作，聯絡起義，培養起義骨干，掌握部隊動態。黨又根據派去的同志送出的情報，及時掌握部隊的情況，使起義的準備工作，按黨的意圖發展。

    胡景鐸按照黨的指示，首先分析了大隊（營）以上軍官對革命的傾向，確定了依靠的對象和可以爭取的人物，并嚴防頑固分子，采取多種方法向依靠的對象交底，由他們再聯絡起義力量，爭取中間人物，封鎖迷惑頑固分子；其次舉辦訓練班，以保安指揮部參謀姚紹文和黨派去的同志為主，把思想比較傾向革命的戰士、班長集中起來，對他們進行民主和反對內戰的教育，組織他們學習戰術動作，訓練結束時，胡景鐸找每個人談話，使他們在思想上都有一個準備；再其次是建立聯絡網，了解各點的情況和榆林方面的動態，并將情況隨時向綏德地委反映，取得黨的支持。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發動向解放區全面進攻。7月1日，

  中共西北局調派教導旅、新四旅、警三旅等部隊配合起義部隊

  部署戰役，乘勢奪取榆林。

    胡景鐸辦訓練班和解放軍的行動，引起榆林特務機關的注

  意。8月初，胡景通把駐橫山的中層軍官逐個召到榆林談話。

  10月初，鄧寶珊總司令接到情報“胡景鐸準備異動”，鄧即召

  回胡景鐸到榆林勸說一番，胡景鐸聽后急忙返回波羅，對部屬

  們說：  “事情已被泄露，指揮官（指胡景通）命我們趕快舉

  事。”遂于10月13日，以騎六師名義，率領張志亞、張偉如、

  王永清等團在橫山波羅起義。

    胡景鐸起義，發出通電，震驚國民黨軍政，榆林鄧寶珊、左世允（二十二軍軍長）尤為憂慮，立即派遣胡景通帶兵四個營到響水堡招撫起義部隊，胡景通到響水，未進堡城，駐在響水對岸的自家垃，夜晚突被解放軍新四旅配合起義軍包圍起來，激戰半夜，烏云密布，互不見人，胡景通乘機突圍奔出，逃回榆林。經過這一戰斗，波羅起義一些軍官，才明白起義不是胡景通同意的，因此，王永清、張偉如復又叛逃回榆，還將趙通儒等虜回榆林。

    起義成功后，乘勝擴大戰果，攻克鎮川堡、武鎮、萬佛洞、魚河堡，消滅榆林援兵兩個營，榆林外圍各據點，全部被解放軍占領，榆林孤城處于被圍困之中。

    起義部隊編為西北民主聯軍騎兵第六師，任命胡景鐸為師長，于12月初調到延安，受到延安軍民熱烈歡迎，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穎超、康克清、習仲勛、王世泰等各級領導的接見，毛澤東主席出席大會并講話，起義官兵感受無比榮幸。

    這次起義，壯大了解放軍，分化瓦解了敵軍，打擊了反動派氣焰，起了積極作用，在全國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對加速解放戰爭的進程，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選自《榆林文史資料》第9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