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瑞蘭，1913年9月出生于陜西省米脂縣城煌廟灣。青少年時期，杜瑞蘭隨父就讀于榆林、北平、西安等地。1938年任米脂女校教員，1939年3月任校長，1944年1月任米脂縣政府教育科副科長，同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8月任陜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一科副科長，1946年4月擔任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三屆參議員，1949年2月任晉南民眾醫院院長，1949年6月任甘肅省駐西安辦事處副主任。

二

杜瑞蘭是杜斌丞烈士的女兒，從小就受到革命家庭的熏陶，愛憎分明，立場堅定。

1949年8月，杜瑞蘭隨解放軍來到蘭州，這時，強大的肅反運動，挖出了殺害她父親的國民黨軍警特務。在蘭州市召開的鎮壓反革命分子公審大會上，公開處決一批反革命分子。大會宣判了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后，將他們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時，杜瑞蘭身穿整齊的軍裝，右手提著一支手槍，威嚴地站在兇手面前，滿臉憤怒，眼中射出仇恨的火焰，大喊一聲"跪下此與此同時，連開三槍，親手處死了兩手沾滿革命烈士鮮血的反革命分子。隨后杜瑞蘭轉身面向父親遇難的西安方向，雙眼噙著淚水，恭恭敬敬三鞠躬，告慰忠魂:女兒為您報了仇，雪了恨，愿親愛的父親含笑九泉。

三

1949年9月，杜瑞蘭以軍代表的身份接管了蘭州女子中學，并擔任校長和黨支部書記，同時，兼任蘭州女中附屬的一所教會小學校長，從此與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她都在蘭州從事教育工作。可以說，她最美好的年華，最輝煌的歲月，是在蘭州度過的。

蘭州女子中學是蘭州地區頗有特色的一所中學，但到解放時，已破舊不堪，困難重重，特別是教師隊伍成分比較復雜。面對這種情況，怎么辦?如何將一所舊學校改造成為新學校?這是擺在杜校長面前的當務之急。杜瑞蘭經過縝密考慮，決定從建立一文素質好、業務精、能力強、教學水平高的教師隊伍入手。她不僅正確掌握知識分子政策，而且將其融入自己的一言一行中，真正依靠全體教師共同辦學。她常說:"家庭出身看本人，歷史問題靠現在"，"用人要用一技之長"。她力排眾議，果斷地啟用了多名追求進步又有學術專長的老教師，充分信任他們，放手使用他們，使他們解除疑慮，心情舒暢，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工作之中。原任蘭州女中校長是一位有著豐富教學管理經驗、工作極為認真負責的人，但因當過國民黨國大代表而思想有負擔。杜瑞蘭對她以誠相待，大膽使用，終于使她解除顧慮，全身心地投入教學工作，并且由于工作認真，成績顯著，經杜瑞蘭推薦，該教師后來還擔任了甘肅省政協常委等職。對待中青年教師，杜瑞蘭在政治上嚴格要求，業務上安排他們和老教師一對一結成對子，觀摩學習老教師課堂教學，并先后派出多人到北京師范大學進修。就這樣，在杜校長行為感召下，在她滿腔心血的滋潤下，一批有特長的學科骨干涌現出來了，一批精通教學業務的中青年教師成長起來了，語、數、理、化、史、地、音、美、體各科都有了帶頭人，五十年代中期，贏得省、市、教育界和學生家長的一致贊譽。當時，在蘭州女中讀書的學生都覺得學校真正成了一座春天的花園，滿園春色，滿園桃李，生氣蓬勃，欣欣向榮，置身于這樣的環境中感到無比幸福和自豪。

德高望重、豁達大度的杜瑞蘭有一種魁力，師生敬她愛她，不僅在于她端莊慈祥、舉止優雅的外表，更在于她有一顆偉大的能與師生通融的愛心，在于她的心思全放在了師生身上。

杜瑞蘭的氣質、自我修養、革命閱歷、知識的深度、政策水平及洞察力、領導藝術、崇高的理想、對黨的忠貞及對師生善良和純凈的愛心，無不令人尊敬、仰慕。

她關懷教師生活，為讓中青年教師從子女的拖累中解放出來，她想方設法，先在學校辦起了食堂，接著又辦起了托兒所，這在當年蘭州中學都是率先的行動。她關懷學生，校園里酒滿了她一片真情愛意。1953年，有4位品學兼優的學生，體檢不合格不能參加高考，悲觀失望心情沉重，杜瑞蘭逐個做思想工作，后又介紹她們到甘肅省人民政府參加了工作。她更關懷家庭生活困難的學生，用溫暖的愛點燃貧困學生的心靈之火。初中部有一位16歲女同學叫田生環，關節結核，關節兩頭骨頭已壞死，整天躺在床上，生命垂危，醫生診斷需盡快做手術。但她家境貧寒，一家五口僅靠母親每月30多元維持生活，根本沒有能力治病，而且手術只有蘭州軍區總醫院有條件做，而當時部隊醫院一般是不接收地方病人的。杜瑞蘭了解了情況后，親自出面找軍區衛生部商量，經軍區衛生部批準，蘭州軍區總醫院不但接收了這個病人，并且全免了1000多元醫療費。1000多元，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醫療費免了，還有1000多元伙食費怎么辦?杜瑞蘭在教師中發起募捐，她自己帶頭拿出100元。經過杜校長的多方努力，終于將一個16歲的生命，從死神的手中奪了回來。這個同學出院后，她又經常送去米面，并將學校灶上供應自己的一份伙食送給這個學生吃，有時還帶些好吃的送到床頭，對其母親說:"給這病女子吃上，快點好了上學。"這位同學痊愈后上了高中、大學，當了一名優秀的中學語文教師。

杜瑞蘭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在教育戰線上埋頭苦干，為革命事業培養了大批人才，特別在培養婦女千部工作中成績顯著，1944年被評為模范教育工作者，出席了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1955年，杜瑞蘭被評為優秀校長。

1956年后，杜瑞蘭在擔任甘肅省教育廳副廳長、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期間，堅決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在狠抓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實行教育與生產相結合，實行教育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學生在德、智、體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發展，為我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培養了大批人材。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她對那些生活困難、勤奮好學的學生關懷備至，深愛廣大師生的愛戴和尊敬。辛勤耕壇結碩果，她所培養的許多學生現在已成為我國各條戰線上的骨干，可謂"桃李滿天下"。

甘肅省教育廳的工作，本來可使杜瑞蘭在更大的范圍內施展她的遠大抱負，但令人極為遺憾的是，1958年后嚴峻的政治形勢嚴重影響了她卓越才能的繼續發揮。1959年，杜瑞蘭因丈夫霍維德(中共甘肅省委第二書記、常務副省長)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而株連，受到錯誤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六十年代，由于丈夫未徹底平反以及當時的政治狀況，她的處境一直不好。但是，她顧全大局，仍然忠誠執著，榮辱不驚地為黨工作，她堅信黨中央早晚會搞清的。

四

"文革"前夕，杜瑞蘭與丈夫離開甘肅，一起到山東，走向新的崗位。1965年10月，提任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黨組成員;1979年2月后，歷任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常務副院長、黨組副書記。杜瑞蘭在山東省法院擔任領導期間，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同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進行了堅決斗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她堅決擁護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掌握實際情況，秉公執法，力求做到案件證據確鑿，事實清楚，定性準確，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受到群眾的好評。

1981年12月起，杜瑞蘭先后任政協山東省第四屆委員會副主席，政協陜西省第四屆、五屆委員會副主席及第五屆、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擔任省政協領導工作后，杜瑞蘭努力學習黨的統戰理論和人民政協理論，身體力行，貫徹黨的統戰政策，廣交朋友，深交朋友，使黨內外同志都愿意向她說心里話。她時刻關心政協的自身建設·，為政協發揮職能作用盡心竭力。工作中，她充分發揮自身長處，團結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為壯大愛國統一戰線，促進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耗費了自己的心血，做出了可貴的貢獻，受到黨內外人士的敬重。

杜瑞蘭善于做統戰工作，他廣交朋友，將統戰置于交友之中，黨內有的老同志稱贊她是一位天生的統戰工作者。無論節假日還是平時，她的住處總是擠滿人，黨內黨外同志都愿意向她傾訴心里話，反映問題，商量事情。她關心每一位熟悉的同志，聽到誰有病，就前去看望，對生活有困難的同志，慷慨解囊。她待人誠懇，熱情大方，不論對同級、對下級都是如此，因而博得政協委員、機關千部以及許多老同志的尊敬，人們見了她親切地稱她"杜大姐"或"杜老"。她豁達大度，對曾在政治運動中傷害過她的人，以工作為重，不記前嫌，使這些同志十分感動。

1985年5月，杜瑞蘭因年事已高，辭去了省政協副主席職務。卸任后，她仍然十分關心國家大事，關心陜西革命老區人民群眾的生活，不顧年老體弱，繼續熱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社會工作，表現了一位老革命一息尚存、奮斗不止的高風亮節，在同代人中不愧為一位杰出的女性。

1996年11月，杜瑞蘭因病在西安逝世，終年84歲。（李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