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陜北的教育事業與關中、中原乃至江浙一些地區相比，是較為落后的。庫序少，生員缺，師資不足，通過科舉選拔的人才自然遠不如"江南才子"或"洛陽秀士"、"長安俊彥"那么歷歷可數。但在榆林這片土地上，從唐代到元代，以綏德為中心的諸州縣也逐步興立學宮辦儒學教育。明清時期，榆林府、綏德州及下屬諸縣先后創辦書院，促進了這一方土地封建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榆林的書院是在明代破土萌生、清代漸漸興盛起來的。較著名的有雕山書院(綏德)、榆陽書院(榆林)、副11書院(米脂)、真鄉書院(蓖州)、筆峰書院(清澗)等，共11所。其中明代創辦的僅榆陽書院、龍圖書院兩所，其余均興建于清代。這些書院主要為科舉取仕服務，教授的內容以四書、五經等為主，教學內容根據師資和學子狀況有深有淺。有些辦得好的書院也具有藏書講學的功能，為地方學界提供了談文論道、吟詩賦詞的場所。書院一般設院董會，由地方官和碩儒組成，推舉或選聘富有才學的名儒擔任"山長"(總負責人)和主講、教習。書院多系官辦，經費由府州縣衙撥付一部分，也向地方富紳巨商募捐一部分。所得捐款發放商鋪經營取息，或置辦學田收租以供開支。入書院就讀者為生員，由初步接受啟蒙教育的童生(俗稱文童或儒童)經過院試(府、州、縣學入學考試)錄取。生員名額(學額)限制很嚴，一般縣的書院學額不過8人，最多也就是20人。府、州書院定額40人和30人。生員通過每年的省學歲試，按成績由附生逐步晉為增生、席生，這當然就更少了。虞生是可以享受官府供給膳食的凜膳生員，優秀者可入太學(國家高等學府)深造，稱為貢生。只有生員才有資格參加省學巡回主持的科考，合格者方能參加鄉試，考取舉人。舉人經會試、殿試考取進士，方可完成"學而優則仕"      讀書做官的過程�，F以其興辦時序述之，以擒讀者。

輸陽書院(榆林)    明弘治八年(1495)，延綏巡撫熊繡在榆林新明樓西創辦書院，以榆林別稱命名為榆陽書院。嘉靖二十一年(1542)巡撫張惠重修院舍，改為頤貞書院，后因故停辦。萬歷三十二年(1604)，巡撫涂宗浚在文廟酉改建興文書院，數年后廢弛。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榆林知府屠用中倡導，地方紳士贊助，在原址重修學舍，復稱榆陽書院。嘉慶、道光、同治年間3次維修擴建，規模漸盛。生員除榆林本地學子外還吸收周圍各縣出類拔蘋者。同治七年(1868)陜甘總督左宗棠題寫"北學其先"庸額，懸于書院講堂正中。當時的延榆綏總兵劉厚基親自主持書院，人稱"劉山長"。榆陽書院于明清兩代培養 進士38人(文10武28)、舉人285人(文40武245)、貢生43 人，為榆林這一"九邊重鎮"之地增添了文化氣息，使這個 號稱"小北京"的邊城出了不少文化人。清末榆林名儒黃 晴磷、黃獻瑞、田萬寶、劉衡軒等曾在榆陽書院就讀，后又 為榆林教育貢獻了力量。因邊地民眾"尚武"之風頗盛，生員習武者較多，所以武進士、武舉人為數不少。

龍圖書院(靖邊)明萬歷元年(1573)，靖邊所(當時靖邊一帶無縣治，"所"系"衛"以下軍事設置)兵備副使楊錦在靖邊新城北山"范老關"處(傳為范仲淹駐兵地，俗呼范老關)興立龍圖書院。萬歷九年(1581)觀察使余之幀、總督徐三畏等捐傣在新城內重修學舍，更名新城書院，生員不過8人。清同治六年(1867)，回民起義軍攻克新城堡，書院同城內建筑一起毀于戰火。后隨縣署遷建于鎮靖堡，改為崇正書院。同治十一年(1872)縣試取文武生員20人。光緒年間，地方官兩次維修。光緒二十二年(1896)知縣丁錫奎重視地方教育和風化改良，親到書院授課。明清間，書院培養進?人(文4武5)、舉人46人(文3武43)、貢生74人。

希文書院(神木)    清康熙二十年(1681)，陜西按察使參議、分巡榆林東路道臺張衡捐傣在神木縣署西側建書院，以"希文"命名，是表明"士希賢，賢希圣，圣希天，此百川學海之意也。"(見張衡《修希文書院碑序》)雍正元年(1723)院址變動，更名鱗城書院，因神木為故磷州而得名。乾隆五十A年(1793)知縣王文奎等倡議，地方紳士襄助，在縣署西南新修興文書院，在原書院處改辦義學。清代，神木書院共培養舉人50人(文11武39)，貢生169人。

雕山書院(綏德)    初創于雍正年間，設在綏德州城內疏屬山山腰，因綏德舊為雕陰郡得名。乾隆三十六年(1771)，知州舒元燭動員紳商捐資購得一處官舍，將書院遷入，改為文屏書院(今綏師院內)。乾隆四十九年(1784)知州吳忠諧擴建，更名為重文書院。道光四年(1824)復稱雕山書院。道光二十二年(1842)知州江士松將書院整修一新。講堂正中懸掛"學問務高深秀發文山理水，科名期顯達祥呈鳳嶺龍灣"橙聯和"樂育英才"愿額，反映了書院辦學宗旨。同治六年(1867)書院毀于兵火，十一年重建，光緒二年(1876)增設詩賦課，并注重義理、道德教育，講學追求深遂。特別是名儒張瑚樹執教主講期間，書院聲望尤高。雕山書院是陜北書院中辦得最好的一所，它地處州治，吸引了周圍各縣才子入院攻讀，培養出一大批飽學之士。清代，綏德出進士29人(文26武3)、舉人84人(文54武30)、貢生268人。綏德還辦過龍文書院、龍潭書院，但規模較小。

回叫書院(米脂)　乾隆初年，米脂知縣葉詠林將原學宮改為成德書院，院址仍在東街，生員名額增加。道光四年(1824)知縣王鴿花任，深感辦學資金不足，便帶頭捐棒 并動員富戶捐款。艾崇智等10余名熱心者奔波數月，得款 2800絹(1絹為1000文)，發商生息，資助書院，并改名固川書院，寓意文運久長，猶無定河水川流不息。此后，縣內數次集資，擴建院舍，增加生員補貼。光緒十年(1884)，縣 內名儒高照照(光緒《米脂縣志》總纂)受聘為書院山長和 主講。他學識淵博，講授透徹，開講之日，除生員外，城內 文人亦聚集書院旁聽;講堂容納不下，便圍在窗前戶外玲 聽，文風為之一振。由此，"學業精進，日異月新，邊恢下邑 而科名之盛，冠絕一時。"(見《閑談筆記》序，邑進士賀錫齡作)清代，米脂書院培養進?2人(文9武3)、舉人72人 (文47武25)、貢生191人。特別是光緒十五－二十一年 (1889－1895)恰逢3次大考，書院生員高增融、高增爵、李蘊華、賀錫齡、高祖培由舉人高中進士，轟動陜西，受到學界一致贊譽。

榮河書院(府谷)    乾隆初年在府谷城內興辦，因府谷在宋代政和年間曾被賜名"榮河郡"，且書院濱臨黃河，山朗氣清而得名。乾隆三十四年(1769)知縣鄭居中會同地方紳士捐銀，在城南新建學舍，將書院遷入。當地名儒閻發閣(舉人)、閻廷林(舉人)、閻亮閣(進士)、楊嘉德(進士)等曾在此攻讀習業，后又相繼任書院山長、主講，教書育人。府谷清代出進?2人(文10武2)、舉人45人(文23武22)、貢生19人。

筆峰書院(清澗)　乾隆十年(1745)清澗知縣沈逢舜將縣城西門外舊察院改建為筆峰書院，取人杰地靈、文筆如峰之意。當時生員極少，院舍兼作公館。乾隆三十七年(1772)延請名師講授，書院漸漸興旺。嘉慶、道光年間兩次擴建，生員有增。培養出進士9人(文8武1)、舉人108人(文81武27)、貢生183人。

懷陽書院(懷遠)(今株山)    乾隆十四年(1749)，知縣蘇其煙在懷遠縣城東門內建成懷陽書院，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為固陽書院，以在圃長之南命名。道光二十一年(1841)改為巖綠書院，以后數次維修。同治七年(1868)毀于戰火。光緒四年(1878)由知縣李康伯重修。后引進辦學人才，聘戶縣貢生萬恒印任山長，榆林教廉高子潤為主講。陜甘總督左宗棠為巖綠書院贈官版十三經等書卷。光緒二十一年(1895)知縣張子酸捐款為書院購置經史子集、四庫提要、小學性理等書百余種，使它成為陜北藏書較豐的書院之一。清代培養出進士4人、舉人20人、貢生94人。

真鄉書院(蔑州)(今佳縣)    乾隆四十一年(1776),知州鄭仔在州城學宮西建真鄉書院，并兼任主講。作為州城所在地，曾吸引了許多學子入院求教。清代，培養進?人(文2武3)、舉人44人(文23武21)、貢生244人。

興文書院(吳堡)    嘉慶十九－二十五年(1814－1820)，由知縣張履程和繼任陳遠杰相繼興工，在縣城南街建成興文書院。道光年間，官紳合力捐款贊助書院。咸豐、同治年間，因社會動蕩，時辦時停。光緒十三年(1887)知縣鄭振聲重視教化，躬親授業。光緒三十年(1904)，由霍九徽任山長、圭講，再振學風。清代，縣內出進?人、舉人10人、貢生148人。

定阻書院(定邊)    同治九年(1870)，定邊知縣李殿爵捐傣在縣城購房一所，設定陽書院。光緒元年(1875)知縣李世珠呈請上司撥銀500兩，延師授課。定邊學子原多去靖邊上學，此后即在本縣書院就讀。清代，縣內出進士1人、舉人42人(文2武40)、貢生71人。

今榆林12縣(區)，除清代尚無的子洲縣，縣縣有書院，但有的辦的出色，人材濟濟，有些不過是地方官紳為沽名釣譽而設，時興時衰。學院主要辦學目標是為封建統治培養"棟梁"，文人讀書也在于用此"敲門磚"敲開做官之門。教育方法多"填鴨式"，科舉也擺脫不了八股文束縛。但是，當時的文化人能做官者畢竟還是少數，一部分學業有成的人致力于學問或地方公益，為研究地方文史、教育后代、振興陜北文風出過力，譬如各縣的志書大多由這些人搜集資料、編纂而成。書院作為歷史上教育的一種形式，應當客觀地去認識，不能一筆抹殺。

光緒二十四年(1898)，光緒皇帝接受康有為等變法主張，詔渝全國將書院改為學堂，吸收西學教育內容。光緒三十二年(1902)，榆林各地書院先后改為學堂，除綏德、榆林兩地改為中學堂，其他均為小學堂，書院的使命隨著光緒三十一年(1904)科舉制度的除而結束了。（賀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