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英國一位政治學家所說的那樣，大英帝國的民主不是上帝設計好了的，而是歷史碰撞的結果。中國協商民主及其重要載體人民政協的發生、發展和實踐，背后也有著深刻的歷史邏輯�！�—題記

     1945年7月4日，陜北古城延安。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楊家嶺，一孔普通的窯洞內，中國領袖毛澤東正在與來自大后方的一位民主人士談論一個并不輕松的話題。

    黃炎培，這位民盟、民建兩大民主黨派創始人之一的愛國民主人士，對諳熟中國歷史和哲學的毛澤東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薄耙徊繗v史，‘政殆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傊疀]有能跳出這周期律�！�

    此時，離抗戰勝利指日可待，中國的上空正懸著一個“向何處去”的巨大問號。

毛澤東思索一下，從容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段著名的談話，史稱“窯洞對”。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人民革命勝利的凱歌中召開。這兩位“窯洞對”中的當事人，一個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一個當選為常委。包括他們在內的662名代表在經過莊嚴的協商之后，10月1日向全世界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又63年之后，2012年12月24日，寒風撲面的北京。剛剛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不久的習近平冒著零下10幾度的嚴寒走訪八個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駐地。在民建中央，也就是黃炎培先生參與發起成立的民主黨派，沒有橫幅，沒有水果，沒有鮮花，就著一杯清茶，習近平語重心長地重提舊事：毛澤東同志和黃炎培先生當年在延安窯洞關于歷史周期律的一段對話，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跨越了60多年關于歷史周期律的兩次談話，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民主，又都和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人民政協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一

    民主是這個時代的旗幟，誰更高地舉起民主的旗幟，誰就能贏得人民的擁戴。反之，就會被人民所拋棄。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敗的滿清政府，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帝制。與其說是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領導了辛亥革命，毋寧說更多的是他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為革命黨人提供了思想和精神武器。因為，革命爆發時，他還在美國四處演說，為下一次起義籌措經費。

    靠著嫻熟的政治手腕和軍事實力的袁世凱當上了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卻悍然恢復帝制，結果只做了83天皇帝夢。與其說是護國軍的討伐讓他心力交瘁一命嗚呼，不如說是因為他拋棄民主，重拾獨裁，引起了天人共憤。因為，即使到最后，軍力強大的北洋軍還在他的手上。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的威望達到頂峰，這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后第一次在反侵略戰爭中取得勝利。他卻在后來自己挑起的內戰中一敗涂地，逃往臺灣。與其說是他和他的國民黨敗給了雄才大略的毛澤東和生氣勃勃的共產黨，不如說是他的一黨專政、獨裁腐敗，喪失人心，才被人民革命的汪洋大海所淹沒。

    正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二

    1940年7月，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為了慰勞祖國抗戰軍民，來到延安實地考察。

    他是帶著懷疑來的。

    在重慶時，他“常聞陜北延安等處，人民如何苦慘，生活如何窮困，稍有資產者則剝榨凈盡，活埋生命極無人道。。。。。”，結果，在延安所見所聞令陳嘉庚深感意外，所有謠言不攻自破：“如民眾生活慘苦，則所見聞都未有。資產剝奪，則田園民有，商店自由營業……”，“縣長概是民選，正式集大多數民眾公舉，非同有名乏實私弊……”。

陳嘉庚看到是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三三制”：即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

    這與實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國民黨一黨專制政權形成鮮明的對比。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全國的知識青年千里萬里地投奔這片窮鄉僻壤。不僅僅因為“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毛澤東語），還因為——這里有民主。

    中國共產黨誕生伊始就帶著民主的基因，就把民主鮮明地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即使是在為民族危亡而戰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也一刻也沒有放棄對于民主的追求，認為“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毛澤東語）。

在陜甘寧邊區等抗日根據地普遍實行的這種“三三制”政權通常被稱為中國共產黨實行協商民主的一種地方性試驗。

    不僅如此，目光遠大的共產黨還把它看成“帶著推動全國建立統一戰線政權的性質”，“對于這種政權性質的明確了解和認真執行，將大有助于全國民主化的推動”（毛澤東語）。

    毛澤東在邊區參議會上解釋了共產黨這樣做的原因：“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

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在1944年深有體會地說，新民主主義是“照顧各階層利益的，勿論是地主、資本家、工人、農民都要照顧”。

    后來，“統一戰線”被毛澤東概括為與“武裝斗爭”、“黨的建設”并列的黨的三大法寶。

    1949年，陳嘉庚做出了自己的政治選擇，奔赴北平，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和他一同到來的，還有一大批來自五湖四海的穿長衫的教授，工商業者，社會賢達。

三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離開西柏坡向北京進發。他和他的戰友們候意味深長地說，我們是進京趕考，我們決不能學李自成，絕不能脫離群眾。

    群眾，都包括哪些人的呢？后來國旗上的四顆小星表明，除了工農之外，還有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產黨不能脫離他們。

對于晉綏土地改革中出現的“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左傾”口號，毛澤東十分重視，明確指出：“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士紳，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

    否則，和國民黨還有什么兩樣？

    實際上，染紅五星紅旗的不只有共產黨人的鮮血。

    許多民主黨派成員和無畏的共產黨人一樣，為新生的共和國獻出了生命，著名的如李公樸、聞一多等。

已經決定跟共產黨走的黃炎培被赫然在國民黨的暗殺名單上。后來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成功出走上海。他的二子黃競武卻未能幸免，于上海解放前數日被活埋。

    解放軍進入上海后，在一次座談會上，針對著名歷史學家周谷城“感謝解放軍打進上海，把我們解放了”的說法，陳毅馬上糾正說：“不要說是解放，是會師，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你們從里面打出來，我們是共同會師�！�

    共產黨實行民主的愿望是真誠的。

毛澤東說：“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

    早在抗戰勝利前夕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所作的報告就是《論聯合政府》，要求“立即宣布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協商民主精神首次公開出現在中共領導人的建國思想中。

    1947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打到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的同時，提出了“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解放戰爭勝利前夕，中共在1948年發布“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共產黨實行民主的真誠，還體現在代表名額的分配上。

    第一屆政協由46個單位的662名政協代表組成。中共沒有一股獨大，而是與民革和民盟的代表一樣，都是16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補代表。

    開國先賢之一、著名法學家錢端升說：“人民政協中有各民主黨派的代表，有各解放區的代表，有解放軍的代表，有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有少數民族的代表，有愛國華僑的代表，有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雖然沒有能經由正式選舉產生，而只是經由周詳公允的協商產生，但他們的代表性，不特在過去的中國所從未有過，亦為資本主義國家之所謂‘選民’代表所望塵莫及。”

選舉結果也是如此。

    從當時中央人民政府最高領導層看，6名國家副主席中就有3人是黨外人士（宋慶齡、李濟深、張瀾）。在中央人民政府的56名委員中，有民主黨派27名，所占比例近50%。政務院4名副總理中，黨外人士2名（郭沫若、黃炎培），15名政務委員中，民主黨派9人，109名正副部委級領導中，民主黨派占了49名。

    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大會規定以五星紅旗為國旗，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以北平為首都并改名為北京，采用公元紀年。

    從會議的主要成果看，許多都是采納了民主黨派的建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是民主人士張奚若先生提出的。

    ——國徽是以民盟成員、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為首的國徽設計小組設計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實際上集政協會議和人大會議的功能于一體，發揮了制憲會議的作用，通過了集中各界人士建國共識的《共同綱領》，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多元利益關系確立了一個共享的政治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建國過程中，選舉民主始終是和協商民主融合在一起的。

    周恩來說：“新民主主義議事特點之一就是會前經過多方協商于反復討論，使大家都對問題有了認識，再拿到會場上去討論決定，達到共同的協議。”

    決策之前先協商，協商之前先知情。如果不是心悅誠服，這些在舊中國舊政協下、面對國民黨的手槍都要堅持自己信念的讀書人、社會賢達如何肯簽下自己高貴的大名，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呢？

    此次會議堪稱運用政治協商形式建設民主國家的成功實踐。

四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是在還不具備普選條件下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能完成建國使命的。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

    那么，還要不要人民政協？

其實早在協商建國完成之后就發生過類似民主黨派還應存在與否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一些民主黨派認為已經完成歷史使命，有的已經解散，有的醞釀解散。1949年12月，救國會自行宣布光榮解散；民進也準備召開大會解散；九三學社也準備醞釀解散；1950年農工黨也發生了廢存的爭論。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緊急叫停。

    后來，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還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他用風趣的“毛式”語言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周恩來更明確地說：“我們黨的壽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一直要共存到將來社會的發展不需要政黨的時候為止�！�

    實際上，這就涉及到一個民主政治學中的問題，多數原則和兼顧少數的關系問題。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工人、特別是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來說，如果是簡單按照普選的方式，按照人數來選舉和表決，結果可想而知。

    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有些民主黨派人士有顧慮，他們擔心經過普選人民代表會把民主黨派選下去。

“一人向隅，舉座為之不歡”。

    那么，怎樣才能既尊重多數、又能照顧少數人的利益和權利？

    后來在選舉人民代表過程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所占比例以及對他們的安排。

    此外，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

于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做出一個在世界政治史上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決策：為了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也為了讓各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更好地發揮政治協商、參政議政作用，在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后繼續保留人民政協。

    這項決策的政治學意義就是破解了選舉民主難以保護少數人民主權利的問題，在中國形成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并存的兩種民主形式。

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了不起的政治杰作。

    這種選擇并非偶然。

“和而不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歷來相信“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而不是非此即彼。

    從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實踐看，只要想長期執政的統治者都需要一定的來自體制內的制約，以彌補威權政體權力過于集中的弊端。制度化的措施在中國古代政治中體現為，設置專門提意見的諫官言官。

    其實，協商、對話、合作，作為實現民主的一種形式和手段，在東西方人類早期的政治生活中都有著豐富的政治實踐。在西方，雅典城邦的“公民大會”是古希臘的最高權力機關，“五百人議事會”則是古希臘城邦民主政治的核心。羅馬元老院建立伊始，就作為咨詢議會在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政府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但真正意義上協商民主，則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創造。

和許多國家的單一選舉民主不一樣，這種協商民主更多地是與合作相聯系的，是非對立的，非對抗的。

    從第二屆政協開始，民主黨派人士普遍熟悉的“周公”擔任了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的民主作風和合作共事的精神使得他們得以在政協的這個大家庭里開始了新的愉快合作。而周恩來的總理身份則更加方便把政協委員的意見建議直接轉化為政府的行政決策。

    從195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12年間，全國政協共召開8次全體會議，對國家和社會生活中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充分協商，討論通過了農業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公私合營的有關規定、漢字簡化方案、建立寧夏回族自治區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草案、兵役法草案、人民幣發行有關問題的決定以及戰犯戰俘處理問題的決定等。

到1964年末，人民政協已發展建立各級地方委員會1077個。

    后來的人們公認，建國后17年中國的發展是翻天覆地的。這與當時經濟和政治的雙重進步密不可分。

    教訓也有。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但即使是這樣的教訓，發動者的目的也是想以“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大民主”為形式，以防止和清除黨內和政府的官僚主義現象。當然，這種無序的民主導致的是混亂。

    教訓有時比經驗更寶貴。

五

2008年，全國政協的一個代表團出訪日本。即使是東方近鄰，他們對于政協這個機構也是那樣的陌生，客人的解釋他們似懂非懂。

使館的同志換了一個說法。

    問：“你們知道毛澤東先生嗎？”主人回答：“知道�！�

    又問：“你們知道鄧小平先生嗎？”答：“知道。”

中國客人告訴他們：這兩位偉人都曾經擔任過全國政協主席的職務。

    主人頓時肅然起敬。

    鄧小平是1978年3月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職務的。此時，他面臨的是十年動亂造成的困難局面。

    1979年1月17日，人民大會堂正在進行一場特殊的宴會。被邀請的是五位老人：胡厥文、胡子昂、周叔弢、古耕虞、榮毅仁。

他們都是有身份的人，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常委，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代表，同時，又都是民主黨派的領導人。還有另一個特殊的身份，叫作民族工商業者，或者民族資本家。在舊中國，他們的產業曾經覆蓋了機械、鋼鐵、紡織、水泥等主要社會經濟領域。

    宴請他們的是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

    在此之前勝利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作出了將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轉移。

一個火鍋、一臺大戲！

    “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鄧小平用這種平實的方式，請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再次出山。

    建國初期，中共領導人和民主黨派人士一般都互相尊稱對方的字，如潤公（毛澤東，字潤之）、表老（張瀾，字表方）、任公（黃炎培，字任之）等等，“同志”的稱呼只用于黨內。

    這次，鄧小平稱呼他們為“老同志”。

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變化！

    就是在這次宴會上，小平同志明確表態：“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這也包括他們的子孫后輩。他們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沒有繼續剝削，資本家的帽子為什么不摘掉？”

    5個月后，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開幕會上，小平同志發表了著名的開幕詞，并代表黨中央正式宣布給廣大原工商業者“脫帽”（脫資產階級之帽）、“加冕”（加勞動者之冕）。

根據建國幾十年以來的階級結構的變化，鄧小平做出了石破天驚的斷言：

    各民主黨派“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

    “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個重要法寶，不是可以縮小，而是應該擴大。它已經發展成為全體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最廣泛的聯盟�！�

    “人民政協作為統一戰線組織，任務是十分光榮的，工作是大有可為的�！�

在鄧小平的親自主持下，人民政協的性質和作用被莊嚴載入憲法；也是在鄧小平的主持下，政協章程作了全面修改，人民政協的任務、性質和職能進一步明確和充實。

    人民政協再次整裝出發，走進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接著，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由鄧穎超擔任，第七屆全國政協主席由李先念擔任。這兩位都是中共資深的革命家、政治家、領導人。在他們的主持下，人民政協事業進一步向前推進。

六

政治意義上的民主從來都不是一種抽象的理念，而是一種活生生的實踐，是一種生活，是一種景象。

    一說到古希臘雅典的民主，人們馬上就會想到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和公民法庭，就會想到通過抽簽產生議事會成員。

    今天，一說到中國的民主，人們就會立即想到每年春天的北京，想到人頭攢動的人民大會堂的“兩會”。

    兩會代表和委員的總數為5000多人。而近幾年報名參加兩會的記者竟多達3000多人，其中外國記者超過1000名。這固然是由于中國的崛起令世界矚目，另一方面，中國的兩大民主形式也已成為世界的關注一道政治風景。

美國《新聞周刊》一位資深記者說：“如果要用更好的故事詮釋中國，那么他應該來中國的兩會。”

    每年三月初到中旬的十幾天屬于“中國時間”，幾乎所有的國際主流媒體都把目光聚焦在中國——這個國家最大的政治盛會——兩會上，向全世界講述不一樣的“中國故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要、經濟學家、明星、大腕，民營企業家，甚至農民工，幾乎各個階層都能在此找到對應的采訪對象。

    “兩會”，也是逐漸形成的。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成立后，在毛澤東、周恩來的倡議下，政協與人大曾經共同進行視察、舉行聯席會議。到三屆一次會議時形成了政協與人大同時召開、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共商國是的“兩會”格局。

    這種格局一直延續至今。

    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的世界和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的大事。蘇東發生巨變，中國發生政治風波。一些國際觀察家認為，“中國要向左轉了”。

    不管他們心目中的“左”和“右”是什么含義，但是，中國人民有著自己的尺度和節奏。

就在那場政治風波結束后的1989年年底，《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頒布，提出這一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又通過修改憲法，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入憲法序言。

    1991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當年“兩會”中共黨員負責人會上，提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確立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和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

    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后，中共中央首次從兩種民主形式意義上確立協商民主。

2006年，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頒布《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正式以黨的文件的形式對兩種民主形式予以確認。

    2012年，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大在北京召開，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將協商民主從政治理念和政治實踐提升為國家民主制度，同時，進一步明確人民政協和協商民主的關系，這是一座里程碑。

    那么，作為協商民主重要載體的人民政協究竟具有什么樣的“中國特色”呢？

——它的成員是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族各界協商產生的。

    ——它的成員結構打破了區域性和行政性壁壘。

    ——它具有廣泛的組織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它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F在全國政協共有34個界別，中國所有合法政黨、主要人民團體、各個界別、56個民族和五大宗教都有代表人物擔任政協委員。

    ——它具有黨派合作性，是以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為基礎組成的，是多黨合作的重要機構，是黨派性和合作性的統一。中國共產黨執政，各民主黨派參政。

——它具有協商性，在運作過程中盡管也有爭論、交鋒，但卻是以合作和共識為明確指向的，而遠離對抗和傾軋。

    而作為中國人民獨創的民主形式，它首先體現為實踐性。

    八屆、九屆、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會，22年，歷三任主席，從李瑞環、賈慶林到俞正聲，從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兩項職能，到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三項職能；從全體會議、常委會議、主席會議等形式，到專題協商、界別協商、對口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新的協商平臺；從五大任務到八大經常性工作；從雙周座談會到雙周協商座談會，人民政協繼續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創新。

從一屆全國政協的198名委員，到現在的2200多名委員；從二屆全國政協時的29個界別，到七屆時的32個界別，再到現在的34個界別，人民政協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壯大。

    值得注意的是，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新的社會階層也開始出現在這個議政平臺上。改革開放的大潮洶涌澎湃，中國社會結構也在滌蕩中悄然發生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等６個方面的人員，這些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廣泛分布在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中。

    不同利益、不同階層、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群體，所有這些“不同”恰恰是政協存在的前提。

    為了更好地體現差異性、擴大包容性，在新世紀新階段，中共中央進一步規范了政協的組成：政協委員中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不少于60%，政協常委不少于65%，政協副主席不少于50%。

這是執政黨的無私，也是執政黨的高明。

    把這些人凝聚在一起，需要執政黨的威望，也需要全體成員共同營造一個和諧寬松的環境。

    在十二屆政協一次會議上，剛剛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的俞正聲就向新一屆政協委員們提出“三個拒絕”：拒絕冷漠和懈�。痪芙^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端主張；拒絕奢靡和一切利用權力或影響謀取私利的行為。

這條消息被國內外媒體和各大網站、微博、微信廣泛傳播。

    在十二屆政協二次會議上，他又強調：平臺很必要，寬松和諧的環境更重要，在政協的各種會議和活動中，要始終堅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方針，提倡熱烈而不對立的討論，開展真誠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勵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努力營造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民主氛圍。

    所有這些，都是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內在要求。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各民主黨派的合作下，在全體委員的努力下，人民政協海納百川，群賢畢至；平臺寬廣，長袖宜舞。

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十二五規劃、城鎮化建設、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大運河申遺與保護、校車安全、食品安全、轉基因……

    “四方湖山歸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從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高層設計，到百姓衣食住行的籌劃解決，人們都能看到政協委員的身影，都能聽到政協委員的聲音，都能感受到政協委員的心血。

七

    民主，是這個時代的命題。誰能對歷史和人民做出滿意的解答，誰就能贏得歷史和人民。反之，就會被歷史和人民所埋沒。

曾幾何時，隨著柏林墻的倒塌、蘇聯的解體、東歐的劇變，三權分立、兩院制的西式民主成了民主的唯一答案。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推進民主過程中，在西方國家的引導下，盲目學習這種民主模式，結果卻導致社會動亂和民族分裂的悲劇時有發生。中東、北非、外高加索概莫能外。

    見證了中國崛起的世界，早已經不懷疑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的能力，因為，她把一個一窮二白的舊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是，一直都不乏這樣的聲音：中共只要經濟民主，而不要政治民主。

    這種觀點，這種人，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缺乏對中國共產黨歷史和現實的了解，缺乏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了解。

“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敝袊�共產黨和中國的民主黨派、中國人民始終堅定地朝著自己的方向，按照自己的方式，做著自己的答卷。

    其中，協商民主是色彩最絢麗最豐富的一頁。

    人民政協是其重要載體。

——協商民主根植于中國深厚的土地：

    中國素有“求同存異”的政治理念和傳統，有幾十年以人民政協為重要載體的協商民主實踐。

    在剛剛舉行的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精彩而富于個性的講話：“中國有9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56個民族，我們能照誰的模式辦？誰又能指手畫腳告訴我們該怎么辦？”“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2011年，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在全國進行了一項大型抽樣調研，調查問卷向受訪者提出了解決問題與矛盾的三種方案：投票解決、協商解決和服從權威。結果64.7%的人主張協商解決，18.2%的受訪者主張投票解決，16.7%的受訪者主張服從權威。

協商民主在中國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社會基礎和實踐基礎。

    ——協商民主體現了尊重多數、照顧少數的原則：

    八屆、九屆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在向外國人介紹人民政協時有過一段精彩而通俗的解釋，政協“就是既聽多數人的意見，也聽少數人的意見，既聽正確的意見，也聽錯誤意見”的地方。

尊重多數，照顧少數，是現代民主的兩大原則。如果說票決民主奉行的是尊重多數的原則，那么協商民主更多體現的是照顧少數。如果單是實行票決民主，按照多數原則行事，就會造成贏者通吃的局面，極端情況下甚至導致多數人的暴政。

    ——協商民主以團結和民主為兩大主題：

    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多黨派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的多樣性和差異性都比較突出。

    有了差異性才要實行民主，過于強調差異性卻會導致民主的危機。單純的票決民主往往會忽略民主對團結的需求，造成民主進程中的團結危機。一些發展中國家就是因為照搬西方民主的這一模式，而導致社會長期動亂和民族間的流血沖突。

民主思想家科恩尖銳地指出：沒有妥協就沒有民主。

    而協商民主強調求同存異，能夠包容差異性，公正地對待不同群體的合法利益與合理要求，尋求最大社會公約數，謀求互利共存，實現社會和諧。

    “和而不同”，“不同”是為了“和”。

——協商民主強調有序：

    現代國家治理，不是鴉雀無聲，萬馬齊喑，也不是各行其是，雜亂無章。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的，“要處理好活力和有序的關系，社會發展需要充滿活力，但這種活力又必須是有序活動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洶涌也不行�！�

    協商民主是吸納度較高的民主，沒有否決的程序，不具有排斥性，能夠避免政治惡斗，內在地蘊含著政治行為文明。

    而這根本的一條是要有一個能夠代表絕大多數人民根本利益、為廣大人民和各民主黨派所共同擁護的政黨——這就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如今是做什么、怎么做都不能不引起世界關注的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政治實踐，中國的民主方式。

    2010年，在全國政協舉行的“21世紀論壇”專題研討會上，《中國大趨勢》一書的作者奈斯比特提出，中國正在形成和發明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縱向民主”。這種中國的新型民主模式的特色在于，能夠將政府自上而下的決策與人民自下而上的參政相結合，符合強調社會秩序與和諧的中國傳統思想，有利于保持政府穩定和政策的持續，不被競選所左右。

    作者認為，如果中國新的政治、經濟模式逐漸發展成熟，中國的成功就能夠與美國所建立的現代民主相提并論。

我們清醒地認為，我們的民主政治不是就完美無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發展了。制度自信不是自視清高、自我滿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

我們也無意向任何國家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民主模式，即使是我們強大以后，成熟以后�！凹核�不欲，勿施于人”，“鞋子合適不合適，只有自己的腳知道”。

    “我們勤勞，我們勇敢，獨立自由是我們的理想�！�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這是天使般的小女孩林妙可唱的《歌唱祖國》。

    這首歌許多外國人是第一次聽到，而中國人已經唱了60多年。

    勤勞勇敢的我們格外珍惜我們獨立自由的權利，格外珍惜我們選擇道路和制度的權利。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 、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這是古圣先儒的政治理想。

    “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藍圖。

    現在讓我們再次回放一下本文開頭的那段歷史鏡頭。

    站在歷史轉折點上的毛澤東對第三方力量的代表人物黃炎培不無豪邁地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人人”就不是少數人，甚至不僅僅是多數人，而是全體人民。

這是中國共產黨用實踐對歷史和人民做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