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習仲勛任綏德分區地委書記兼綏德警備區政治委員。對于這次工作調動，習仲勛后來回憶說：“一九四三年春，黨調我到綏德分區工作。這是邊區最大的一個分區，政治情況比較復雜。毛主席找我談話，鼓勵我說：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呆久了，就沒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鍛煉嘛！”
      春節過后，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習仲勛來到綏德，開始了新的戰斗和工作。他住在位于縣城西門內雕陽山下的“九貞觀”，這是明清時期的一座道觀，當時是綏德地委的辦公場所。湊巧的是，他接替的又是陜甘邊區的老戰友張秀山的職務。在共同的戰斗中，他與張秀山有過多次　職務上的交接。時隔半個多世紀后的2002年5月10日，習仲勛在為張秀山的長篇回憶錄《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作序時，依然動情地回憶起這件事情：“我和張秀山同志是老戰友。我們一起參加了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工作。我是在兩當革命兵變后，1937年7月到耀縣楊樹坪劉志丹同志領導的陜甘游擊隊。秀山同志此前在寧夏、甘肅軍閥部隊做兵運工作兩年多時間�！�秀山是1932年11月間來到陜甘游擊隊。我們在工作中有過多次交接，1933年6月，我任陜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在陳家坡戰斗中負傷后，秀山接替我任政委。1941年秀山任綏德地委書記，他因肺病回延安休養，我接替他的職務。革命生涯將我們緊緊地聯系到了一起�！�
      來到綏德，習仲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是行社會調查，通過走訪調查，座談討論，廣泛聽取干部、群眾包括地方士紳等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意見，很快對綏德地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對抗戰以來該區復雜的政治狀況與斗爭形勢有了較為準確的把握。
      從歷史來看，綏德原名綏德洲，享有陜北“旱碼頭”的美譽。綏德城在古時候就處于陜西、山西、蒙古、甘肅、寧夏等省區的交通要道上，商賈云集，經濟較為發達。
從現實情況來看，綏德分區的政治形勢比較復雜，全國抗戰爆發以來，這里也和關中分區一樣是陜甘寧邊區摩擦斗爭的前哨陣地。
      綏德分區，當時有人口50多萬，政治情況比較復雜。綏德分區是陜甘寧邊區的東北大門，是保衛陜甘寧邊區的重要屏障，又是延安通往華北、華中解放區的交通要道，有著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該區所屬之綏德、米脂、佳縣、吳堡、清澗5個縣的大部分區域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原屬于陜北蘇區。但在1937年9月陜甘軍邊區成立時，綏德、米脂、佳縣、吳堡、清澗5個縣并未列入陜甘寧邊區26縣管轄區域（開展劃定的行政區域為23個縣，隨后國民黨政府又增加了鎮原、環縣、豫旺3個縣）。同年冬，日本侵略軍打到山西柳林一帶，進而企圖西過黃河，人侵陜甘寧邊區。經國共兩黨雙方商定，將綏德、米脂、佳縣、吳堡、清澗5個縣劃分為警備區。國民黨同意把原駐守該地的國民黨軍第八十四師高桂滋部調離，由八路軍陳奇涵部接防，警備區司令部設在綏德城，下轄八路軍七一八團、警備一團、警備三團，負責保衛河防。但綏德的地方行政由國民黨反共專家何紹南出任綏德行政督察專員。何紹南是一個極端頑固的反動派，毛澤東曾當面斥責其為“摩擦專員”。在日本侵略軍面前，何紹南毫無抗戰之心，他表面上大唱團結合作的高調，背后里卻大搞反共反人民的勾當，專事摩擦，處處與共產黨、八路軍為敵。何紹南在綏德各縣組織了暗殺隊、石頭隊、棒子隊、“板子”（妓女）隊，對八路軍駐軍大搞暗殺、破壞和特務活動，不斷制造摩擦事件，唆使聯保長和地主劣紳拒絕給八路軍出售糧草，威脅恐嚇群眾不得與中共軍政人員接近，縱容土匪搶掠騷擾群眾，事后又嫁禍于共產黨和八路軍，陰謀挑起群眾對八路軍的不滿情緒，妄圖用這些手段迫使八路軍退出綏德地區，以達到其獨霸綏德，截斷陜甘寧邊區與其他敵后抗日根據地聯系的目的。
      為了維護團結抗日，中國共產黨力求通過談判來解決，對其曉以民族大議，要求國民黨當局放棄摩擦，一致抗日。但何紹南一伙視中共的善意為軟弱，依然人開進行反共活動。對此，邊區政府不得不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利用這種機會無情地揭露他們的反動言行，并且組織宣傳隊上街演講，下鄉深入群眾，揭露頑固派破壞抗日的罪惡行徑。1939年8月，王震率三五九旅主力從晉西北抗日前線回師邊區，進駐綏德警備區，擔任守備任務。何紹南一面假惺惺地召開大會表示歡迎，一面又在會后散布流言蜚語，糾集一幫地痞流氓和反動政客出來造謠生事。1940年2月，何紹南集中13個保安隊，偷襲八路軍三五九旅七一七團，并占領了一部分陣地。三五九旅立即奮起反擊，全殲了這批頑固派。接著，在人民群眾的配合下，八路軍部隊相繼解決了發生嘩變的綏德、吳堡、清澗等黃河沿線的反動保安團隊，制止了頑固派的挑釁活動。
      隨后，綏德警備區和特委召開了廣大群眾和社會各界人士參加的聲討大會，揭露何紹南貪污公款，搜刮民財，溝結漢奸私販鴉片和白銀，以及暗殺抗日民眾和偷襲我抗日軍隊等罪行，激起了地方各界人士的極大憤怒。何紹南猶如過街老鼠，在人民群眾的一片喊打聲中，躲到洞中不敢出來。2月15日，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陜甘寧邊區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聯名致電國民黨最高當局，要求懲辦何紹南，并要求委任王震為專員同，將綏德、米脂、佳縣、吳堡、清澗等5個縣行政權隸屬邊區政府，以利河防。何紹南見大勢已去，就把他的專員公署搬到城外二郎山上的寨子里，準備逃跑。29日深夜，何紹南率7個保安中隊在焚毀了二郎山的彈藥庫后向石灣方向逃跑。這批保安隊被八路軍追擊部隊殲滅大半，何紹南只帶少數人逃回了榆林。從此，八路軍肅清了綏德、米脂、佳縣、吳堡、清澗等5個縣的反共頑固勢力，建立了綏德地區的抗日民主政權。1941年春，中央軍委令五震率三五九旅主力進駐延安東南的金盆灣、南泥灣、九龍泉等地區，進行屯墾，把守延安的南大門。習仲勛到達綏德時，八路軍獨立第一旅負責綏德警備區的防務，獨立第一旅旅長王尚榮兼任警備區司令員，習仲勛任綏德警備區政治委員。
      通過深入細致的社會調查，習仲勛清醒地看到，由于歷史的原因，特別是何紹南反動統治的破壞和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綏德分區干部思想認識比較模糊，許多群眾對共產黨還缺乏認識，政治覺悟較低。據當時在綏德師范學校秋三四政學習并擔任黨支部書記的齊心回憶說：“當時，綏德地區是1940年解放的新區，加之受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致使學生對共產黨缺乏認識，政治思想比較混亂。有的人還幻想著反動軍閥何紹南卷土重來，學校在組織政治學習討論對國共兩黨的看法時，甚至反派占上風。”據此，習仲勛根據中央整風運動的指示精神并結合綏德的實際，明確提出：深入調查研究，加強黨的宣傳工作，用黨的政策方針去宣傳教育干部群眾，同時做到整風、生產兩不誤。
習仲勛做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處理好地方和軍隊，本地干部和外來干部等關系。1943年，他到達綏德不久，抗日軍政大學總校也從邢臺遷到綏德西山寺，徐向前任校長，李井泉任政治委員，何長工、彭紹輝任副校長，陳奇涵任教育長，徐文烈任政治部主任�？勾髮W員來自四面八方，有從前線來的，有從后方來的，有從敵占區來的，有老干部、新干部，有軍隊干部、地方干部，有青年干部，有男生，也有女生�？勾罂傂Ｔ诮椀乱幻娼ㄐ＃�一面陸續接收學員。原計劃本期培養八千到一萬人，結果只招收了六千余人。至一九四四年春，晉察冀邊區二分校的一部學員轉來陜北，收生工作才告結束。
      鑒于當時綏德地區干部工作面臨的局面，習仲勛及時明確提出：要正確處理地方干部和軍隊干部，當地干部和外來干部，工農干部和知識分子干部的關系，彼此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共同進步。實踐證明，習仲勛提出的這些意見，是很有見地的，符合實際的，對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團結各方面力量，推動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習仲勛一方面主動進行比較全面的社會調查工作，了解各個方面的情況；另一方面采取以點帶面的工作方法，親自帶領一個調查組到綏德以西二十里外的郝家橋村蹲點，以便取得經驗，指導全區工作。調查組成員包括綏德地委宣傳部副部長鄒文宣、綏德縣委書記宋養初以及梅行、張力等人。春寒料峭，習仲勛深入農戶，訪貧問苦，了解群眾的生產生活情況。經過一個多月的深入調查，習仲勛認為，郝家橋村黨支部書記劉玉厚勤勞、忠誠、廉潔、奉公、家庭和睦，以身作則，帶領全村農民群眾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細作，變工互助，合理安排生產，支援抗戰，使這個佃戶村的農業產量和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圓滿地完成了減租保佃、征收救國公糧等各項任務。村里鄰里和睦，干群團結，在各方面發揮了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各個方面走在前面，是綏德地區的模范村，很有典型意義和推廣價值。經習仲勛提議，并由地委研究決定，授予劉玉厚模范共產黨員、勞動英雄的光榮稱號，在全區開展“村村學習郝家橋，人人學習劉玉厚”的活動。他和專員袁任遠等領導共同署名，將刻有“農村楷�！钡呐曝要劷o了郝家橋村。此后，劉玉厚的事跡和郝家橋村的經驗在陜甘寧邊區廣泛傳播開來。從這時起，習仲勛和劉玉厚這位農民朋友開始了數十年的深厚友誼。1995年，劉玉厚逝世，習仲勛十分悲痛，寫下了“劉玉厚同志是陜甘寧邊區著名農業勞動英雄，優秀共產黨員”的題詞，表達了深切的懷念之情。
      調研工作結束后，習仲勛幫助綏德縣修改經濟建設計劃，并要求各區鄉干部幫助群眾制定村民公約和農業生產計劃，同時要求機關干部參加生產勞動，他以身作則，樹立典范。從而使得大生產運動在綏德分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延文